更新时间:2017-12-25

策马入林:《策马入林》的古典性与现代性

在成为导演之前，王童做了约10年的美术指导，当导演之后，他偶尔会担任自己的影片的美术指导，有时候也给别的导演做美术指导。作为美术指导的王童，获得过数座金马奖——他是华语电影界最好的美术指导之一。自然，在他所导演的影片中，美术设计都会成为一大亮点，而《策马入林》可以说是“王童美学”的代表作。

王童曾参与过胡金铨多部作品的美术设计工作，在《策马入林》中，他虽然采用了与胡金铨的“文人趣味”有所不同的美术风格，但他仍然从胡金铨那里吸收了不少“养分”，比如影片中客栈的设计。此外，在美术上，在叙事上，在人物塑造上，《策马入林》应该也参考了黑泽明的经典之作《七武士》。尽管有传承，有借鉴，但王童在《策马入林》中的“电影美学”绝对是独具一格的。

《策马入林》的故事发生在唐末乱世，但影片并没有明确告诉观众故事的时代背景，王童完全是用“美术”来表现那个时代的，场景、道具、服装等构成了唐末乱世之一隅。和一般古装片在美术设计上追求精致、华美不同，《策马入林》走的是“写实路线”，影片中的场景简陋、破败，人物大多穿得破破烂烂、土里土气，而人们的面貌大部分时候也是灰头土脸的。王童力图拍摄一部真正的真实的“古装片”，最大限度还原乱世之下人们卑微的生存。看多了浮夸、粉饰的古装片，我一直期待能够看到充满想象力的“写实的古装片”，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古装片是唐书璇的《董夫人》，第二次便是这部《策马入林》。

“日常生活”一向是古装片中比较欠缺的部分，因为观众追求的一般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剧情，对古代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怎么感冒。《策马入林》中却又不少“日常生活”的场景，做饭、用餐、洗衣、过节、嬉闹等，王童都“不厌其烦”地以较大的篇幅来呈现，甚至影片中的那场暴雨，王童也没有简单处理为“过场”，而是给足了各个角度的镜头。可以说，王童拍的不只是一部“剧情片”，他还拍出了古人的“生活细节”。

影片中比较有“唐朝气象”的东西是“匪窝”里的几具陈旧、破损的佛像。有唐一朝，礼佛至上，佛也是盛世之象征，如今“佛身难保”，唐朝也气数已尽了。《策马入林》拍的是人的困境，佛尚如此，人何以堪。

《策马入林》的“写实”，是其古典性的体现，也是其现代性的体现——实际上，它挑战了观众一贯以来形成的“古典审美”。不过，更能体现《策马入林》的现代性的是它的剧情和人设。

弹珠被掳为人质后，在与何南的相处中，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在她被他“强暴”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这其实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得知何南将被谋杀，弹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是歇斯底里般爆发了。影片改编自陈雨航同名短篇小说，因为无缘看到小说，我不知道影片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更多是来自小说本身还是两位编剧的“二次创作”。不管怎样，王童通过影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从而凸显了影片的现代性。

人设方面，何南的狂野、不羁，弹珠的隐忍、纠结，都让他们和一般古装片中的人物有所不同，而他们之间的情感是能够让当下的观众有认同感的。一众土匪，诸多村民，也各有性格，大多塑造得有血有肉，很容易带给观众亲切感。虽然是唐末的故事，但影片的现代视角和当下介入还是非常明显的——古代，是还原（借助史料、文物），是想象，也是当代的映射。而一部古装片如果没有现代性，其意义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策马入林》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传统的王童，也看到了富有新意的王童。

作为导演，王童“出道”的时间与“台湾新电影”主力干将是差不多的，他的影片在当年也颇具“新意”，所以，他也被忝列为“台湾新电影”的一员干将。但实际上，他和侯孝贤、杨德昌、张毅、柯一正、万仁、陶德辰、陈坤厚、张毅等人的交集是很少的。当年，“新”导演们会一起聚会，在创作上相互激发、帮忙，但王童都没有参与这些。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台湾新电影”的“局外人”。他和“台湾新电影”的“互动”是间接的，比如，《策马入林》的编剧是“台湾新电影”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小野和蔡明亮（彼时蔡明亮还没有开始真正发力），而该片的第二摄影指导李屏宾是侯孝贤的御用摄影师。

不管是做美术指导还是导演，王童参与的影片基本上都是古装片或年代戏，而“台湾新电影”的许多导演是非常关注当下的，这也是他成为“局外人”的另一个原因吧。虽然是“局外人”，但王童拍出了“台湾近代史三部曲”（《稻草人》（1987）、《香蕉天堂》（1989）、《无言的山丘》（1992））等经典之作，他的电影成就不亚于“台湾新电影”的任何一位干将。可惜的是，他的作品未能像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的作品那样扬威国际。王童的“电影美学”从传统中来，中国人看了会很“带感”，但比较难获得老外的青睐，特别是有胡金铨等人的作品珠玉在前的情况下。此外，王童的“电影语言”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不像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那样勇于尝试，敢于自我革新。

如果说侯孝贤、杨德昌等人是“台湾新电影”的“主流”，那么，王童就是“台湾新电影”的“支流”。但正因为有王童这样如此重要如此丰沛的“支流”，“台湾新电影”才会更富饶，成为当代华语电影史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