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2-09

邮缘:邮缘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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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见过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系列，还是一种互动的出版方式，为读者展示一些老照片的同时，也希望读者能提供老照片，只要是30年之前即可。也是啊，30年也算有一段时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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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缘》拍摄于1984年，距今已经超过30年了。影片反映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上海（据说是1982年），街景实地拍摄，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纪录片了。三十多年了，上海的变化巨大。
影片一开始的镜头，就是丁大森无所事事地在外滩的人行天桥上看车水马龙。这个天桥对我来说，印象是如此的深刻。1983年9月的某一天晚上，外滩人潮涌动，我就在这个天桥上，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火炬传递到了上海，那时天桥上站满了人，我真担心那桥会不会坍塌。这个天桥后来被拆掉了，因为要建延安路高架，高架路连接外滩的就是那所谓的最美丽的亚洲第一弯，不过这第一弯后来也没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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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森的家住在弄堂里。大多数上海人的家都在弄堂里，但上海的弄堂并非统一格式，高中低档都有。大森家的弄堂是比较好的弄堂，过道不算窄，混转结构，弄堂里没有杂物堆放，看上去还算整洁。我小时候住的是楼房，比弄堂要好，但我也见过同学家更破烂的弄堂。影片中的弄堂人家内宅结构是：进门后是公用的灶片间，每家一个家橱（基本是自己或托人打的），中间是客堂间，后面天井里有水龙头可以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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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森在厂里文化补习班的老师，裤子被一个空罐头给勾住了，老师捡起罐头后扔进垃圾箱。那个垃圾箱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岁月。水泥浇筑的垃圾箱，不能移动，基本是个立方体，上方是个斜坡，挖方形孔，供垃圾扔入，有铁皮盖，按设计者的意图，应该是常闭的，不过谁扔垃圾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碰一下那个肮脏的铁皮，所以基本是常开的。下面一个铁皮门是供环卫工人取出垃圾的。这样的垃圾箱一般放置在街角，因为那时没有封闭小区，垃圾箱同时接受居民及路人的垃圾。
从体量上看，垃圾桶不大，不过那时的生活垃圾也少，没有多少一次性用品（比如饮料瓶、纸巾），商品包装简单或没有（像酱油、雪花膏什么的，都是零拷的），用坏的东西不会扔掉，留着找机会修理或卖给废品回收站，零头布等零碎物品经常舍不得扔，放在家里修修补补时用。那时的垃圾桶里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垃圾，基本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放到现在，这样的垃圾桶可能一小时就会爆满。现在一个小区就有很多垃圾站，每个垃圾站都有好几个垃圾桶，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垃圾桶里翻翻捡捡，年轻人往往嗤之以鼻。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在他们的眼里，垃圾堆里很多都不是垃圾。科技在进步，环保在倒退。如果说过去的环保行为是一种被动与无可奈何，今天的环保意识只能靠觉悟和责任了。

大森和他的小伙伴去了《大世界》，是找小伙伴的表姐借邮票。大世界总是挤满了人，看杂技看戏剧，说是看表演，其实是看个热闹，因为门票不算贵，外地人到了上海总喜欢去大世界，本地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次，那时也不限流。
大世界的名字一直改来改去，反映了政府对游乐业的纠结。建国后改名“人民游乐场”，意思是回到人民的怀抱，减少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味道；1958年恢复原名，可能当时有一股回复老字号的风潮，这个名字居然安全度过了文革的前八年，没有被判“封资修”，也算奇迹；1974年改名“上海市青年宫”，一下子就把这座娱乐城给重新定位了，这让中老年人情何以堪呢？我记得边上还有过一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木牌子，不知道里面出过什么幺蛾子；1981年大世界复业。这部电影拍摄时，大世界已经恢复原名了。
小时候大世界去得不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哈镜，全上海只有大世界有哈哈镜，这个记录被保持了很久。我个人的一个记录也在大世界里产生：我第一次见识小偷。当然我没有见到小偷，我在汹涌的人群中被挤来挤去，忽然发现某个哈哈镜的背后角落有一堆钱包，至少有七八个，我下意识地想去捡起来，同伴赶紧拉我走开，并向我使眼色，我忽然明白，那是小偷拿走钱后，把空钱包扔在那里。
大森的姐姐最终决定离开上海去安徽黄山的农场，出行的方式是轮船，具体行程不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坐船到安庆后再转陆路到黄山。十六铺码头，从影片上看，候船室已经有了自动扶梯，毕竟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十六铺码头，曾经是上海重要的普通百姓进出这座城市的口子。飞机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火车一般只覆盖中心城市，跨省的长途汽车实在太慢坐着也太累，高速公路毕竟还没有开建。从上海到某个小地方去，只要可能，就和古人的思维一样，水路出行，成本最低、也比较舒适，慢就慢点吧，反正时间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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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校老师到丁大森家里家访，丁妈妈在家接待。场景交代，丁妈妈有一女一男，丁妈妈退休后，子女有一个顶替工作的名额，丁妈妈原本打算让女儿，也就是丁大森的姐姐顶替工作，让丁大森继续读书。1982年，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考进大学肯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国家包分配，考进大专或中专，至少也是干部编制，再不济进技校，也是有工作机会的。可是丁大森学习太差，无法继续升学（从后续描述看，不是一般的差，好像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没有）。出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考虑，丁妈妈还是决定让儿子顶替上班。
丁家的墙上有一个“光荣退休”的奖状。说是奖状，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不是因为获奖。但退休的人，墙上挂上这样一幅东西，其荣耀感并不亚于一张奖状，所以这张上墙的退休证也设计得跟奖状差不多。在很多家庭，墙上这张“光荣退休”可能会伴随老人读过余生。退休，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因为体制的关系，很多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工作，能平平安安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是事业的善终，这张“光荣退休”证无疑是单位颁发给退休职工的“终生成就奖”。
我经历过外婆退休的仪式。单位专门派了一辆车，好像是卡车吧，将戴着大红花的外婆从厂里送到家里，沿途还敲锣打鼓（那时单位好像都准备有一支锣鼓队），送行的同事至少有二十个人（外婆人缘好），家里站不下，连外面走廊里都站满了。
我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经历了车间一位老职工的退休，在敲锣打鼓送回家之前，车间会议室里还专门召开了欢送茶话会，桌上放满了瓜子花生糖果，车间领导、班组长、要好同事齐聚一堂，气氛非常放松，话题基本是对退休者的歌功颂德，绝不会说什么工作上的不足。大家发言的用词很肉麻，我感觉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当追悼会上的悼词用。但退休者显然非常享受，谁不想听好话呢，毕竟这样的场景，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丁大森进的是她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这个是由厂校老师的嘴里交代的，他的顶替是无条件的，只要丁妈妈点头，厂里必须收，不需要文凭，不需要技能，不需要面试，只需要政策。从短短几秒钟的丁大森在单位里的镜头看，他腰间挂着一排工具，应该是一名修理工。不过现实中的顶替倒不一定是子女进父母原厂的。外婆退休后，小阿姨顶替进厂，但外婆退休的是一家模具厂，而小阿姨进的是一家服装厂。
顶替的政策是一种过渡性或临时性的政策，如同现在的一线城市房屋限购，因为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之前，大量的城市年轻人以各种名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离开大城市，去往内地、农村、边疆。在文革结束后若干年，返城潮流汹涌，大城市毕竟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但产业水平没有根本提升之前，根本无法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何况，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就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吗？
影片没有交代丁大森的姐姐为何与农场技术员有一段感情，是否丁慧娟当年也是下乡，然后想尽办法返城，却因为弟弟而没有工作。丁慧娟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矛盾焦点，既然无法顶替母亲，就陷入了一场无希望的等待，等待上面安排工作，这个“上面”可能是街道，也可能是母亲老厂。如果不愿意等待，只能像《大桥下面》里的龚雪那样摆个个体缝纫摊了。不过以慧娟的身份（教师），却不方便干个体户。
慧娟想就业其实并不难，她的男友一直来信，希望她去黄山农场的子弟学校教书。但丁妈妈认为，就算在上海失业，也比在黄山农场就业强，所以千方百计偷看她男友的信件，了解女儿的感情进程，准备适当时候出手阻止。丁妈妈的想法，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价值观。但按影片的价值引导方向看，显然政治不正确，所以影片以丁慧娟去黄山而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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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四大绿”的叫法，形容四个永恒绿色的行业：军队，铁路，邮政，还一个记不清了。文革时期的解放军军服，从帽子、上衣、裤子到鞋子，清一色的绿色，被称为军绿。普通列车车厢都是绿色，称绿皮火车。邮政的绿色跟军队一样，从上到下都是绿的，只是色彩上好像稍微深一些。

以前在邮局附近的居民，应该经常可以看到壮观的邮递员队伍。在没有网络、电话还没有进入家庭的时代，邮政是重要的信息传递枢纽。邮局和银行、学校、商店一样，是居民区重要的生活配套内容，一般银行的旁边都会有一个邮局，因为跑银行的基本也经常跑邮局，信件、电报、包裹等，只有通过邮局寄送。
在邮政成为社会主流服务机构的年代，跟邮局有关的，会有很高关注度，比如邮票。很多人都集过邮，很多人家里都会有几本集邮册。记得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喜欢非常喜欢集邮，上副课时经常溜出去，要么去邮局排队买新票，要么去邮票市场淘宝，显然，集邮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这部影片以集邮为背景，非常契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影片交代，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是1840年英国发行的。邮票产生的典故是：某男给女友寄信，因为信件的邮寄费由收信方付，也就是现在快递业的“到付”模式，小情侣为了省钱，约定在信封上画圈表示一切OK，女友见到画圈的信封就拒绝收信及付款，信件只能退回。如此，邮政方觉得吃亏了，改为寄付模式，邮票就是付款凭证。
英国小女生很实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邮差，才促使了邮票的产生。我们的知识青年就狡猾多了，一张邮票可以反复使用多次，方法是，在邮票表面涂上一层浆糊，邮戳盖在邮票上也没关系，收信后，把邮票剪下，放到水里浸泡，浆糊和邮戳就一齐化掉了，晒干邮票后可以再用，当然，还得再上一层浆糊。
中国的第一枚邮票，诞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算起来，比第一张邮票的出现晚了34年，但应该也不算太晚。从晚清全球化进程来看，中国真正实现开放，应该是在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大举进入，铁路、电报等公共设施才开始大规模兴建，十多年后根据通信发展的要求开始发行邮票，也在情理之中。
丁大森找人借邮票，在大世界演戏的演员，搜藏的都是戏剧人物的邮票。张飞，鲁智深，这些艺术人物，无论是以前街头茶馆里评书演员的嘴里说出来的，还是到后来戏剧中的脸谱，再到邮票中的形象，都是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传统文化。相对而言，邮票倒是一种安全而连续性强的传播平台，受各种不确定因素（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
我没有正儿八经地集过邮，不过家里也有几本集邮册，是父母留给我的，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集邮，只是大家都在集邮，成为一种时尚。集邮册里，有很多前苏联邮票、文革邮票，体现那个时代的印记。早先流行集盖销票，也就是盖过邮戳的邮票，说那才有价值。后来又流行集新票，没用过的邮票才有价值。
我之所以对集邮不是太感兴趣，是因为我不认同“集邮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这种说法。增长知识可以去图书馆借书看啊，书本上的知识不是更全面更具体吗？至于陶冶情操之说，我还不太理解情操是做什么用的，而陶冶就更费解了。不过，在传媒及文化产业不发达的年代，邮票还真是很接地气的艺术，邮票图案及简单的文字介绍，是很多人不自觉接受各类文化的途径。虽然建国后文盲率大大降低，但文化的普遍传播似乎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可以用宣传或文化部门的谨小慎微来解释，也可以认为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理念在延续，很多东西是具有一定级别或一些特许组织可以享用的。据说《金瓶梅》在建国后也重新印刷过，并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只发到部一级干部，人手一册阅读，严格控制外流。各种文化协会（比如书协、美协、作协）当然是专业研究文化艺术的，可是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与老百姓好像没什么关系，也就是常说的严重脱离群众。最近有报道，这些专业协会要去行政化了，好得很。
像丁大森这样的青工，其实无从发现自己的爱好，因为他无从知道世上有哪些美好的东西。集邮的确给他打开了一扇窗，发现有比吹牛更好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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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搞智力竞赛，后来各个单位也搞智力竞赛，电影里也出现智力竞赛。这段轰轰烈烈持续时间不长，但非常有意思。竞赛题目五花八门，百科知识无所不包，大多数内容可能源自于中小学课本，但范围并不限于此，因为谁也没有划定范围，所以也无所谓竞赛准备，各单位努力挖掘才子才女，不需要学问有多深，但知识面一定要广。

影片中的几道题目，正好出在丁大森的集邮知识点，所以才有戏剧和喜剧效果：发现圆周率的是谁？双玉读曲是什么意思？鲁迅的著名诗句是什么？一道数学题，两道文学题。说实话，后两道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不是有针对性的准备，全靠平时的知识积累，一般会答不全面。双玉读曲是《红楼梦》第23回的情节，林黛玉和贾宝玉读的是《西厢记》，并且两个人用书中调情的话在相互调情。我也是在听了蒋勋的细说红楼系列才注意并记住其中的细节，如果只是通读，可能记不得是《西厢记》。至于鲁迅的最著名诗句，好像也没有权威说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最。
既然是竞赛，就有优劣。丁大森为自己的厂赢得了荣誉，各单位也的确把智力竞赛的优胜作为单位的荣誉，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客观上，这类智力竞赛，的确极大地引发人们对知识的兴趣。一方面，很多成年人会回头把中小学课本翻出来，重温当初觉得没啥用的知识。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意识到课本的局限性，（比如红楼梦是不会出现课本上的），而更多的利用公共文化资源，比如图书馆。
丁慧娟除了在家帮母亲做家务，基本上就是去图书馆借书看。影片从图书管理员（丁慧娟的朋友）嘴里说出，丁慧娟的惊人的阅读速度和巨大数量。那时的图书馆外借，每次只能借一本书，（现在一次可借10本），也不开架，要管理员拿书给你，草草翻阅一下马上要做出决定，借还是不借，有时候选了好几本书，管理员就会给你脸色看，于是马马虎虎先借一本，回家细读几页就觉得没意思了，马上想还掉。好玩的是，图书馆还书是T+1，最快得第二天还。我有过一次，上午借书，下午还书，结果书进去后给告知，借书卡锁定一天，明天再来。想必借书处和还书处之间单据（借书证）每天清算一次。
厂校老师问丁大妈，丁大森去哪里了，大妈打掩护，说大概去图书馆了。其实丁大森从未去过图书馆，宁愿整天在街头无所事事地闲逛。在街头闲逛的人非常多，包括那两个在弄堂里截住周芹要“交个朋友”的两个小混混。周芹对丁大森最初的好感在于他见义勇为地赶走了小混混，在几次接触下来之后，周芹显然开始全面考察他：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兴趣可多了，踢足球，打康乐球，打少林拳。”
“都是武的，没有安静一点的吗？”
“听音乐、看电影、还有集邮。”
最后一项是胡诌，因为丁大森刚从邻居小孩那里知道有集邮这么个事。而周芹一下子来了兴趣，她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她对集邮者的好感，同时也表明，丁大森那么多爱好中，只有集邮算是正经的。
丁俊晖声名鹊起时，曾经引发一轮小小的公众讨论。小丁只喜欢玩台球，不喜欢读书，成绩自然也是一塌糊涂。小丁的家庭有足够的宽容，索性就在小丁喜欢的东西上投入。在小丁拿下冠军之后，颇为自豪地向大家展示，玩也可以获得成功的。这对惟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个不小的冲击，很多家长感觉三观动摇，如果真照丁家模式，那如何教育孩子？好在虚惊一场，过后的结论基本是，小丁模式的确可以成功，但也不宜提倡。但至少，玩已经不被一律看做玩物丧志了。
在周芹眼里，玩当然就是玩物丧志了，丁大森的几项武的爱好，没一样入得了她的眼，即便听音乐和看电影，也只是无聊时的消遣。只有集邮才是正经爱好，才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才能体现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当周芹发现丁大森的集邮爱好是假的，立即拗断，再也不理睬他了。
说起来，周芹也就是个普通邮递员，凭什么看不起青工丁大森呢？但她的眼光极具代表性。那时年轻女性对男友或潜在男友的要求：要有知识，至少要努力追求知识。智力竞赛结束后，当丁大森沾沾自喜于几道题被他答对，但周芹问他：你读过《红楼梦》吗？你读过鲁迅的书吗？那时的价值观，男人最重要的不是能力，不是责任心，不是善良，不是体贴，而是有知识，至少读过很多名著。影片的价值观体现，也正是八十年代的价值观体现：知识就是力量。

5燕子姐姐
陈燕华拍的影视剧不多，这部《邮缘》之后，因为很成功，又拍了续集，叫《女局长的男朋友》，不过反响平平。还有个《卖大饼的姑娘》，不记得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邮缘》的成功，使陈燕华迅速蹿升到一线，可惜只是昙花一现。《邮缘》没能成就郭凯敏与陈燕华，但却成就了陈燕华与许子东。拍片时，陈燕华还不会骑自行车，扮演男友的郭凯敏居然也不帮她。华师大年轻的副教授许子东刚与陈燕华相识，就经常在人民广场陪陈燕华练自行车。自行车学会了，关系也就确定了，不知道当时许老师是不是集邮。
陈燕华的主业是燕子姐姐，主持儿童节目，电台和电视台都做过吧，她的声音是最有表现力的，远超她的演技。不过在片中少年宫的一场戏，却没有出现燕子姐姐。
影片中的少年宫，是市少年宫，我印象中好像只去过一次，只记得大草坪和漂亮的大房子。少年宫不是少年们想去就去的，得是优秀少年。我自忖还算比较优秀，至少也带过三条杠，但市少年宫还是奢望，区少年宫倒是去过几次的，还曾经做过纠察，现在叫志愿者吧。
影片展示的众多红领巾晚上蜂拥少年宫听集邮讲座，我觉得应该是不真实的。市少年宫的所有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并非向社会开放，如同当时的舞会一样。而那么多小孩晚上外出，居然没有一个是由家长陪伴的，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前者是虚构的，那后者也就无需验证其真实性了。
有人这么评价中美电影的区别：美国电影的故事背景是虚构的，但细节都是真实的。而中国电影正好相反，背景是真实的，而细节都是虚构的。这评论不是没有道理。《邮缘》的背景非常真实，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城乡差异，使观众非常有代入感，也能让我在几十年后重温时，产生时代感。细节有很多虚构，比如少年宫。

（20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