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5-10-13

长恨歌:《长恨歌》——在“她者”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月亮

《长恨歌》——在“她者”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月亮

“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城市，在错误的年代里总遇上自以为对的人。”——影片《长恨歌》撩开帘子就是如此张爱玲拥趸气息的谶语，于是关锦鹏这次自主命题的作文，刻意中蛊似的地写走了样，写岔了气。

《改变1995》曾唱道：“张爱玲在秋天渡过了她最后一夜”，就在那一年，小说《长恨歌》横空出世，整整十年之后的这个秋天，关锦鹏经营雕琢亮一出自家的《长恨歌》，千思万量终将“意难平”的情愫悬挂到银幕上方，按捺不住还是在影片后段用字幕昭告看客——遥祭那多少个十年前的月色。然而，《长恨歌》虽不是王安忆最好的小说，却是介入大众文化视野最深的一本；《长恨歌》是关锦鹏寓意最劲的电影，却是最“拆烂污”的一部。其实，这从《长恨歌》奔赴威尼斯电影节前审查遭遇的小波折里就已经征兆毕现了，当时听说瓶颈来自文革时期的戏份，我的心就猛一沉，阿关仍执着后殖民时期香港的文艺风潮，好端端的“上海风花雪月”题材却硬来“讲政治”，果不其然坏了事。

就我个人的解读，《长恨歌》可以视为关锦鹏 “上海三部曲” 的收官之作——其他两部是《阮玲玉》与《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也是他导演生涯的一个阶段总结。电影的引子与小说故事的起始一致，女主人公王琦瑶受同学蒋丽莉邀请同游一个电影片厂，一台摄影机透过窗玻璃与两个女子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相互窥看效果，恍惚让人忆起《阮玲玉》的后现代质感——可惜只是错觉。这个简洁利落的开场之后，整个电影就完全沦陷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

小说《长恨歌》是王安忆于上海/女性书写传统下的世纪末独白，而身处作为上海“她者”的香港的关锦鹏，经历了九七回归的认同纠缠后，或许太希望布道自己“失城”的满胸感伤了，将原著处心积虑地动了手术。最大的更动在于，将小说里王琦瑶生命中的一个男人程先生提升为影片的旁观叙事者，没有让他在文革中自杀死去，而是贯彻终场，最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离世于香港——为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做了最苍白的注脚。于是这样一来，小说全景呈现的一个女子与一个城市关系就平白隔出了一重视点，观众不得不通过程先生的观看和解说再进行观看，硬生生要穿越他絮叨干瘪的“夫子自道”——多余。而更多余的是，小说中仅有一节的文革部分被毫无必要地添枝加叶拖沓放大，给自己增加了审查上的麻烦，而这种刻意的添加毫无章法，还破坏了影片勉强说得过去的前半段节奏。加法失当，减法亦莫名，电影竟将小说中与王琦瑶冶游忘年情的老克腊与杀死她的凶手长脚生凑成一个人，黄觉堪称近期内地影视圈层最具牛郎相的男性花瓶，他的模特身段不过衬托出同床共枕的郑秀文面容浮肿得触目惊心。

当然，电影与小说可以是两种独立的文本样式，撇开《长恨歌》原著不谈，单就影片本身而言，由于倾泄的诉求过于强烈，造成气息不畅，人物的语言也直白到痕迹遍布，本欲作断肠句却引发嘻笑声，由于琼瑶型台词密布，有一处吴彦祖与郑秀文黯然销魂时分，某观众手机竟响起光良的《童话》铃声，另一观众大声说道：“好行为艺术哦”，众人再也按捺不住，笑作一团。而最可笑的就是女主演郑秀文，她在都市轻喜剧里自成一派掌门，功力也就不过尔尔，偏巧《长恨歌》最败笔的一个造型竟然撞落在她身上，开腔时女学生的童花头，让人疑惑到骨头，咋这样也能选成上海三小姐？诠释如此烟视媚行的上海女子，郑秀文无论是收或放，都踩不到点，她一口粤语腔普通话硬着头皮演，观众硬着头皮看，特别是片中一处王琦瑶对程先生呼天抢地以及一处对女儿（黄奕饰演）发飙的戏，表现超越了常情的阈值，须知上海女人再到如何极致的境地，也是给自己留有一分余地的——这也是这个城市的安身立命之道。郑秀文自然不是张曼玉，关锦鹏似乎也没给自己从某种表达的怪圈中跳脱出来的余地。

其实，关锦鹏并不擅长作一个言志派，他拿捏得当的应是风月宝鉴的因缘小品。虽然曾经为许鞍华的《倾城之恋》担任过副导演，可是关锦鹏却没有老师驾驭大时代的掌控力——《千言万语》里棚区出身的贫家女也能大音希声，《长恨歌》拿堂堂的上海三小姐说事，却搞得辞不达意。而正宗上海老克腊王家卫，艰辛幻化《2046》为一个针对“50年不变”的隐喻，同样掣肘于与上影集团的合作和内地电检，仍然维持了相当的曼妙身姿，《长恨歌》若然有恨，“此恨不关风与月”，是阿关自作孽地飞蛾扑火，将自己置身于漩涡之内，风月之外。

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双城记”象征性勾连，在世纪之交的“怀旧电影”里透视出最熟悉的陌生感，关锦鹏或许想表达，上海死了，香港也死了；天长地久，此恨绵绵——可是，关卿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