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9-30

一个女人和五头大象:文学与历史

走进影院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学校的喧嚣褪去，街上酒吧的热闹还未升起。坐席空空荡荡，两个穿着正式的学者模样的人冲我笑了笑，又陷入长久的静止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看这样一部电影，不是因为《五头大象的女人》（根据剧中关于语法的介绍翻译而来，英文名The woman with the 5 elephants）这个略显古怪的名字，或许由于介绍说它既关于历史，又关于文学，或许由于这个天气本就适合看一部纪录片。

Swetlana Geier出生在红色乌克兰，父亲在她15岁时被投入苏联大清洗的集中营中饱受折磨，虽侥幸获得释放，却很快不治身亡。随后德军攻入基辅，当地居民视其为结束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救星，她也由于德语流利获得一份翻译的工作，后甚至因为才智出众而被允许迁往德国继续学习。她在德国结婚生子，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翻译家。她在晚年坚持不懈地阅读及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部大部头著作，并将它们亲切地成为“五头大象”。

在这部节奏缓慢地作品中，观众始终通过摄像机与这位老人进行着断续的交流，听她谈起文字的优雅和趣味，谈起无法被穷尽的文学经典，谈起战争和颠沛流离，谈起她的孩子。导演极少但适时的发问，恰到好处缓解了观众在荧幕前的焦虑，这体现出导演手法的老到。事实上，如此丰富的素材，很难不激发导演创作的野心，他大可选择波澜壮阔的个人战争经历或者文学记忆，然而他巧妙地避开了宏大叙事的锋芒，选择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命题：文学对于历史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它有异于一般的访谈，靠语言的不断铺陈制造出信息的冲击力，更不妄下断语，相反，影片中处处留白，老人总是深思熟虑之后才温吞地吐出只言片语，或者干脆就陷入了沉思，配以少数外景，使影片进程充满张力。

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文学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是生命，因为一来太多附庸风雅的人这样说过，二来我还没弄懂生命是怎么回事。一点确切的感受是，文学是一扇窗，它帮助我了解这个世界。凡是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的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窗口，有人是音乐，有人是绘画，有人是韩剧，有人是炒股，不一而足。每扇窗的风景各异，于是才有了人们千差万别的价值观。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同时又代表了漫长的人类创作的历史，而更为有趣的是，历史又是当时创作的素材。它提供了一面镜子，捎带着时间的痕迹，让你永远崇敬过去而不敢僭越未来。

所以，对文学无知的人和不懂历史的人一样，充满自负。记得大学临毕业时无所事事又心怀波澜，某次和同学闲聊，三言两语间决定一起翻译一本英文书赚点钱。本来嘛，英语不差，平时也爱码字，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这似乎绰绰有余了。多年过去，其中的自大和狂妄想来至今仍令人汗颜。这是种理科生的无知（比文科生对科学的无知更可怕），它源于对冰冷的技术的无限崇拜，认为技术的变革和进步是打开任何一把锁的万能钥匙。而技术永远追求最新，比如没有人会矫情到时至今日还对3.5寸软盘恋恋不忘。在这样的语境下，今天永远是历史的顶峰。因而，那些技术手册和编程指南，读一本和一百本，对于改变你面对世界的看法，效果是一样的。

在片中，当Swetlana回到阔别65年的故乡，于皑皑白雪中坐在父亲衰败的墓前时，她说：他们应当好好保护这些墓地，因为只有大约一千人成功走出了导致上千万人丧生的集中营，他们应当好好保护。
这句看似关于正视和存留历史的呼声，恰恰从一个侧面解答了许多人关于文学的追问。在一个百年近代史可以随意篡改涂抹，千年城墙可以任意推倒的国家，我们究竟拿什么去写作？一个自绝于先辈文明的缺乏修养的民族，又凭什么去奢望诺贝尔奖？

我坐在黑暗中默默地审视着这位老者，有时她托着茶杯低着头努力地思索，手指不断地摩擦杯子的边缘。我想，即使她一直托着茶杯，始终一言不发，也不会丝毫掩盖她身上散发出的文学和历史的光辉。我能看到她，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