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从近代开始逐步成为全国煤矿中心，改革开放之后，更是为中国贡献了相当大部分的煤炭产出和煤老板，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缩影之一。在这个中部偏西北的中国内陆省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保留相对完好，官商民之间的角力制衡，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社会群落、经济力量、生产方式、世情人性、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破坏、粉碎、重建，这一切，都极其适合在影像中呈现。
贾樟柯最初备受瞩目，也是因为他镜头下的山西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属于山西，但又并不仅仅属于山西。在整个北方中国，这种从古代顺延到近代，历经民国、新中国、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国企改革、贫富分化、官商勾结、环境破坏、畸形城市化、整个民间社会支离破碎光怪陆离而又矛盾横生攀枝错节的小城镇，比比皆是。山西无疑是关于中国现状极具代表性的省份。
近年来，依托国内独立电影、独立纪录片的环境日渐成熟，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真实的中国民间生活的影像，同时，更多的独立导演也在尝试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各自看到的本土中国。在这诸多的尝试之下，长期以来官方垄断呈现的“一个中国”正在被解构为“多个中国”。
李鹏飞的《知天命》无疑是以纪录片的形式为我们提供的其中“一种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李鹏飞的这部纪录片呈现了一个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间中国，这个中国离我们既远又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它近在咫尺，环绕周身，但同时，它又从来不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之内，甚至，我们从来未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中国。它不属于新闻联播、春晚、主流连续剧、主流电影等等这一切媒介所描述的中国。即便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媒介上看到这样的中国，也是既熟悉，而又极其陌生。
这个东方国度的真实样貌，不光在西方人的眼里是遥远而神秘的，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眼中，它也始终蒙着一层纱。
初见到银幕上的乃小，我几乎没法将他和我脑海中固有的“神棍”印象画上关系。他只是一个不算邋遢、衣着蹩脚、乡音地道的北方农村中年男人，举止粗俗，谈吐也仅仅是见过一些世面但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水平。他的身上带有典型的底层特征：质朴中带着滑头，眼睛里是一种农民式的良善和狡诈，好面子，好大喜功，举手投足间习惯于虚张声势、夸夸其谈，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一眼看去，他并没有任何超人之处。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我一开始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在一个普遍被规定没有神存在，但鬼神文化始终长盛不衰的社会主义国度里，那些善于神棍们是如何施展他们的“神力”的？
在当地人眼里，乃小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颇为见过一些世面的人物。关于他的经历、身家，也有多种猜测和传言。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乃小确实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有钱人”——当然也有传言说他只是装穷。无论如何，在一个金钱观念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乃小既不是暴发户，也不是勤劳致富者，他在村子里，并不受人待见。
这种“不受待见”，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成为“半仙”之后，会变得如此这般地膨胀——他渴望赢回久违的尊敬和肯定。
但也是这种“膨胀”，让他的“神力”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可疑的色彩：他是否只是想通过这种难以捉摸、模棱两可的所谓预测能力，来重拾他的尊严、威信，顺便看看是否有利可图？
从整个片子的背景来看，乃小如此不纯的动机也是合理的：金钱和权力，是这个国家最有发言权的工具，也是中国民间最通用的信条。
也是因为见过世面，乃小在镜头前非常自如。当然导演坦言，最初的三个月几乎没有真正使用机器，只是跟着乃小在村子里四处晃荡，吃喝，赌博，走亲访友。在乃小热情的介绍之下，村民们也渐渐熟悉和接纳了这个镜头。已经非常熟悉之后，导演才开始在征得他们的允许之下，拍摄一些短时间的素材，慢慢时间加长，直到可以随时跟拍。最开始的几个月，他可能错过了一些很好的素材，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对象建立起相互的信任感，给他们熟悉和适应镜头的时间，让他们的“镜头感”降到最低。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了一部最接近他们真实面貌的纪录片——当然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真实，任何人在镜头前都会有表演倾向，但熟悉感能让他们不自觉表现出更多的下意识行为，有趣的是，也正是这些下意识行为，让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他们的表演行为，哪些才是他们真正的内心流露。
就是从乃小这样一个“宗教”的点开始介入，李鹏飞逐步呈现了一个中国民间社会的生活图景，这个生活图景，远远不止“宗教生活”那么简单。
《知天命》的所有场景都发生在冬天。北方的冬天是最能体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季节。在山西经年累月产煤地区的农村，这种荒芜和残破更是令人无法不联想到这四个字：举步维艰。灰秃秃的枯枝，一派苍黄的干旱土地，混杂着黑色煤渣的土疙瘩里支楞出农作物的残枝和枯草，被冰雪覆盖的肮脏的小河流，以及日渐废弃的煤矿，令人满心压抑。
这个环境，显然也展现了这一片土地上的乡村共同面临的困境：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资源也殆尽，这些农民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当然这是后话了，李鹏飞在最开始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料想到后面会出现农村征地的一幕，只是想拍摄下以乃小为圆心，一圈圈辐射出去的农村宗教生活。并且，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他非常忠实且懵懂地遵从了维尔托夫流派的原则，即：表现问题，但不讨论问题，更不解决问题。
由于乃小所在的村子是一个一千多人的自然村，每年死亡人数有限，所以最初乃小零星预测到同村人的死亡，在许多村民眼里，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合乃小“预测”的死亡事件慢慢增加，包括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乃小在村子里的权威和可信度才正式建立。而片子中的那几个月，恰好是这种权威和可信度到达一个顶峰的时期，同时，也记录下来了乃小几次成功的“预测”。
这几次成功的预测，也动摇了许多原本的无神论者——当然，包括观众。
之所以说是“动摇”而不是“颠覆”，原因在于，乃小关于自己“神力”的来源以及机制的描述，充斥了大量的不稳定性以及不确切性，导致他的许多话语听起来更像是信口胡编，令人生疑。中国乡土的宗教文化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此。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佛教、道教和本地的萨满巫祝文化缠绕嫁接，中国乡土的神仙系统极为混杂，神、仙、佛在一个系统中共存。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乃小身上的“神”也出现了各种身份：太白金星、文殊菩萨，以及各种说不上名目的神、佛。乃小本身也是神佛不分，他的梦境，更像是一种来自鬼神故事或者影视作品的经验。而在他的预测语言里，也有许多投机、博弈和弹性解读空间的成分。
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每次预测都灵验了，怎能不叫人望而生畏？
转折点也发生在乃小的个人威信达到顶峰之后——政府开始征用村里的土地，进行煤矿开采，乃小的“神力”，也同时被政府征用了，以此打压恐吓对征地赔款不满而上访的村民。
这也是令所有观看者始料未及的。一部初衷相对单纯的乡土宗教文化纪录片，由此渗入了政治色彩。
当然，中国的宗教生活向来摆脱不了政治。在建国后，政治对于宗教生活的把控更是极为严格，即便是神佛上帝，也需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管理。党不但可以容忍封建迷信的存在，还可以将它们“为我所用”，使其成为一种政治管理手段。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人是分裂的，而且复杂，在建国后的政治语境和传统民俗生活双重作用下生长出的共性，每个人身上都有恶的一面，也有悲悯和怯懦的一面，一方面是刁民，另一方面也是顺民，信奉鬼神，但最终受命于党。党的官员既可大谈无神论，也可以烧香拜神，关键时刻更可以利用神，或者推翻神，僭害神。
所以不难理解，即便是成了“半仙”，乃小仍然热衷于补种树苗企图换取更多征地赔款，热衷于被政府“征用”自己的神力恫吓与自己境遇同等的村民，以及无法避免自己同样遭遇政府蛮横无情的对待，这便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人性，宗教性和政治性的相互角力，最终的胜出者是谁，不言自明。
但无论事件如何波折，李鹏飞的镜头自始至终以观察者的身份存在。他的意图、想法和言语从未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内。他始终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同时也让纪录片中人物的镜头感降到最低，即无论镜头存在与否，都是是同一个人，同一种状态。对于荒诞、戏剧性题材的纪录片来说，这是难度最大的：如何让人相信，这些事情确实真实发生过。它最大化地保留了真实的“当下”——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怪力乱神和政治权力的暧昧媾和。
即，这部纪录片，是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段的一个真实剪影，它被人从时间轴上恰到好处地剪出来，当然，也可以准确无误地粘贴回它所属的时间点和空间点。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它属于“信史”，是可考据的，因为它已经最大化地避免了演义的成分。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曾经提及了电影艺术这一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形式，和传统的表演艺术——如戏剧等相比，由于缺少“此时此地”的“在场感”，以及碎片化的表演和拍摄，从而失去了作为艺术最重要的一道“灵光”（aura）。这是电影艺术不可避免的宿命。
本雅明重视艺术作品的“灵光”，并对此斤斤计较高谈阔论。他引用作家阿恩海姆的话：“拍电影，几乎总是演得越少效果越好。”过多的表演和矫饰总是使得一部电影沦为劣品。当然，在这个影像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别说电影，就连打着“真人秀”旗号的电视节目也都充满了过度表演的嫌疑，如果本雅明在天堂回望人间，他一定会对着这片艺术的废墟痛心疾首。
和本雅明属于同一时代的苏联纪录电影导演维尔托夫，显然与本雅明不谋而合，在电影中实践了艺术的“当下”属性。他反对诱导表演，反对主题先行，反对剧本，镜头和身后的导演只作为在场的观察者，而并非参与者。他创办的“电影眼睛派“，也成为现代纪录片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李鹏飞虽然从未接触过维尔托夫，但他在《知天命》中不自觉地使用了维尔托夫流派最常见的电影语言，而这一点，也成为了《知天命》最大的价值：他带着一种原始的直觉、预感以及初步的计划前往，但撤除了一切对于素材的干涉，尽可能地降低镜头的存在感，不影响人物的走向，并不加预设地搜集素材。不可否认，这种方式的摄制，容易产生大量所谓的“废片”，并且由于无法控制走向，导致无功而返，在猎奇程度、可控程度上都会远低于带着预设和脚本的纪录片，但也正因为存在如此风险，一部最后成功降世的纪录片才显得如此可贵。它不以故作惊诧和半推半就的态度来满足他人的猎奇心理，来讲述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知天命》因此拥有了一道隐约的“灵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