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5-03

无主之地:“疯狂”与“谎言”的“幽默感”

圈圈按：整理文档的时候又读到，我大学时的论文，两部电影对照的文本分析。一家之言，基本上表达清楚了我对自由和真实，以及媒体，还有个人存在状态的思考和态度。文字比较严肃，且很长，估计没人读，不过写的不坏，信息量也挺大，还是贴出来。留存。

文章也表达了我最基本的人生观，拒绝谎言，追求自由，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的说真话。

p.s. 写这东西，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请尊重版权。

“疯狂”与“谎言”的“幽默感”

引言：

关于战争，关于暴力，关于生命，总是有着纠缠不清的争论。历史的漩涡中，和平演变的步伐似乎愈加有力了，但在背后，暴力的执掌始终牢牢的控制着。

利益的纷争，权利的更迭，仇恨的激化，使战争的面目愈发扑朔迷离，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战争美化。在正义的旗帜下，在英雄主义的渲染下，在人类暴力本能的驱使下，战争片也一度陷入程式中，难见新意，无论风格还是技巧都是如此。

从当年的《Platoon/野战排》（奥利佛•斯通）对战争问题的全新审视，《Deer Hunter/猎鹿人》（迈克尔．西米诺）对扭曲人性的深刻反思，《Full metal jacket/子弹上满夹》（斯坦利•库布里克）表现的荒谬化战争，以及从科波拉的《Apocalypse Now/现代启示录》直至由斯皮尔伯格的《Saving Private Ryan/拯救大兵瑞恩》确定的残酷、血腥的纪实性风格，都令后来的战争电影难以突破。

如今，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将暴力的施加化妆为制止暴力的手段，但暴力却从未停止过延伸与扩张，在这个死循环中，暴力的形式逐步升级，并凭借强大的能量开始控制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哈维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尽管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⑴，但权力机器的运转却并未停止。

“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谎言。” ⑵

在极权的时代，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毕竟，这个代价越来越小。在近几年的战争片中，我注意到了两部——波斯尼亚导演塔诺维奇的《No man’s land/无主之地》和美国导演迈克摩尔的《Fahrenheit 9/11/华氏911》。两个性格迥异的导演拍摄的两部面貌迥异的影片，却同在反战与探索战争真相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有力的步伐。

本文即通过对两部电影的比较和审视，意图从纪实性、幽默感、以及媒体与战争的关系三点入手，做一次真相的探求。

一. “真实”的漩涡

科波拉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战争片都是反战的。”从早期被“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美化了的战争史诗，到后来在悲悯绝望的目光审视下冷漠残酷的战争惨景，可以说，战争片的角度与出发点都发生了巨变。

相形之下，这两部影片比起那些刻意复制出的“真实”影像相比，更凭借其另类的风格和绝少说教的趣味性，在反映现实方面凸现了特立独行的气质。两位导演不约而同的简化了战场的硝烟，也没有直接对准其残酷，而是绕到了战争的背后，以个人的眼光旁观，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个人化的探讨。在这一点上，两部看似面貌迥异的影片是存在可比性的。

电影一诞生，卢米埃尔兄弟就开创了“写实主义”的先河，可以说，真实的问题贯穿电影史，但“现实性”和“戏剧性”却始终水火不容。纪录片作为写实的极致，更是绝对拒绝巧合与戏剧性的。

而这两部影片却打破了这种界限，将“戏剧性”和“写实性”完全糅合在一起，情节始终充满悬念与张力，又纯然是写实的影像风格。如果说像《无主之地》这样剧情片中融入了客观的写实传统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像《华氏911》这样一部充满噱头的纪录片则绝对可算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尽管它充满争议，但其在纪录片表意上的探索却是很值得关注的。

《华氏911》的导演迈克摩尔本身就是一个极富个性的纪录片高手，在无人肯投资，无商敢发行的窘境下，摩尔却有办法让一部与当局作对的政治纪录片进入世界各地的商业院线，创下一个又一个的票房奇迹。如今这部《华氏911》已作为第二部荣获“金棕榈”的纪录电影而永远的载入了史册。⑶这不可不谓摩尔以个人内心正义捍卫“历史正义”的一次胜利。可以说，摩尔使纪录片成为人类思考世界的主流方式之一。

而对于《无主之地》的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来说，长期于前线的纪录片拍摄经历使他对战争有着贴着皮肤侵入骨髓的深刻，他曾说过，“对我而言，剧本就是圣经，拍摄仅仅是技术部分，生活乃是最伟大的编剧。发生在生活中的某些事，如果改到剧情片中，比天马行空的想象更加难以置信。”正是凭借这一点，塔诺维奇在“虚构”的故事中，还原了生活的“真实”质感。

在“战争”这样的历史题材中，“真实”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将导演的工作比喻为“雕刻时光”，他心目中理想的电影是——“作者去拍摄百万英尺的底片，有系统的追踪，记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分一秒、每一天、每一年的生活，然后从这些底片中剪出两千五百尺的影片，或是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⑷这段描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作者心中电影的道德——真实。

但真实存在吗？电影本来就只是“似真的幻觉”，我们只是从“影子”中看到自己。不妨设想：你我手中都有同样的百万尺胶片，它关于一个人一生的全部细节，你我分别去剪，假设我们都百分百的诚实，结果有可能一样吗？一千个人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疑，即使用相同的材料，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每个人心中的真实都不尽相同，哪一个是绝对的真实，谁说了算？如果说绝对真实是全然客观，那么可以说我们无法看到绝对的真实。加之心理的屏蔽，拍摄过程中的各种“噪音”，如影像的失焦，声音的失真，视野的局限，妄想完全客观的复制现实简直是不可能的。“真实”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你越追求真实，就越容易发现“真实”遥不可及。

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困境中，战争片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纪录片如何还原“内心”的真实，纪录片是否可以有立场，电影中的戏剧性元素是否可以在其中和谐存在。我便是带着这些问题来审视这两部电影的。让我们看看电影是如何运用影像的力量揭示真相的。

《无助之地》的故事发生在93年的波黑战争中，来自敌对两军的士兵——波斯尼亚的西奇和赛拉与塞尔维亚的尼诺被困在一个尴尬的“无人地带”，赛拉因躺在一个地雷上而动弹不得，西奇和尼诺在对峙中为了活命不得不合作。一名联合国部队的法国军官不顾上级不准干预的命令来帮助他们。随之而来的却是世界各大新闻传媒争相报道，使这桩小小的纷争变成了国际性的新闻焦点，继而成了一出闹剧。

纪实的气氛始终笼罩，从一开场在大雾中探路，我们就听到了炮声，但谈话间隙也有布谷鸟的叫声传出。战壕中，时不时会有苍蝇和蟋蟀的鸣叫；塞方关卡处的手风琴声……这些声音，看似无关，却营造了极其真实的现场气氛，也刻画了真实的心理空间，你可以感受到当事人的焦虑。还有客观镜头中呈现的很多细节：在塞尔维亚路障的那场戏中，我们的视线跟着摄影机，顺着手风琴的乐声，滑过斑驳的墙壁，还可以瞥到窗台的一盆鲜花，摇过几个房间，穿过门，才找到了人——拉琴的女孩儿和闭目养神的胖军官，这就有了一种非常逼真的现场感，仿佛是我们的视线循着声音搜索到了目标。

我们知道，剧情是导演的虚构，但同时，我们不仅感到亲临战场，更仿佛在亲历这场战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对错，没有真理，没有上帝。导演不是上帝，你我更不是。这便是纪实的力量。而这部影片“特立独行”之处在于，它在极具“现实感”的影像中，给我们一种荒谬感，也许，你像那个法国军官一样，希望生命在人的努力下被拯救，但结果却是令人绝望的。真实的力量在于——不是导演要让我们绝望，而是战争使我们绝望，现实使我们绝望。绝望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一次无法选择的选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一场战争中，生命到底处于什么地位？

还有，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导演让新闻报导者——这些平时在我们看来是揭发真相的人，也在镜头下成了被揭发的对象，一下子就将权威打倒。我们不仅看到了镜头前的记者如何报导“事实”，更看的镜头后的记者如何制造现场，这还不够说服力，他让媒体的大后方也呈现在镜头前，他们兴奋的注视着谋杀现场，期待事态愈演愈烈。（关于媒体与战争的联系，将在第三部分详细分析，暂且跳过。）

与之相比，《华氏911》在这方面的探索有过之而无不及。迈克摩尔先是像一位“密探”，四处取证，而后又摇身一变，又俨然一位“律师”，将人证无证一一罗列，他就通过这“真枪实弹”的攻击质问美国当局：“敢说你们没有说谎？”同时也告诉观众：“你看到了，你来定夺，是否让‘布什’滚蛋？”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到另一位热衷政治的“刺头儿”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影射美国政治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两部影片同样是可比的，不仅因为两位导演都喜欢与当局政府作对，而是那种怀疑和探求真相的魄力与实证的精神。并且，他们都带有强烈个人风格，在进行个人观点的阐释，都通过剪辑不断强化他们的观点，他们都无法容忍人生活在一个谎言掩盖一切的世界中。

所不同的，奥利弗斯通的推理尽管经历了大量史实的查阅与亲身试验（斯通亲赴现场做的枪击试验号称比当年政府部门还要细致），但还只是对历史的一次揣测，而迈克摩尔显然更过火，如果说斯通的材料仅是一个假设，那么摩尔拿出的绝对算“真凭实据”，他所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是新闻素材和现场录像，因此这部电影也被冠上“纪录片”之名。当然这一说法并不为人所公认，美国编剧协会就认为它并没有秉承纪录片该有的客观态度，而认定它不是一部纪录片，并拒绝其参加纪录片组最佳编剧的角逐。甚至，还因摩尔的“反布什燃点”掀起一股“反摩尔浪潮”。

华氏911，被摩尔解释为“自由的燃点”，于是共和党人也按捺不住，拍摄了一部名为《Celsius41.11/摄氏41.11度》的纪录片奋起反击，其宣传语是“《华氏911》谎言背后的真相”。所谓“摄氏41.11度”是人脑受热蒸发致死的温度，用作片名自然是嘲讽摩尔这位“热昏了头的左翼分子”。我想如果将两部影片放在一起，一定可以发现更加有趣的现象，只是一直也没能看到共和党人所谓的“谎言背后的真相”。

当然，《华氏911》是不是纪录片，并非我说了算，姑且不去细究。党派之争更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正如《刺杀肯尼迪》中那句振奋人心的辨词“一个爱国者，必须随时准备和政府斗争，以保卫他的国家。”因此，就算迈克尔是为美国的大选昏了头，我们也不必计较，谁规定了电影导演不能干预政治呢？还是先来审视一下电影本身。

影片的信息量巨大——选举风波、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战争、石油的争夺、以及焦点之战——伊拉克战争。影片试图围绕战争的始末，从背后揭穿一个又一个阴谋，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他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图，也许并非如此，也许远不止此，也许又是另一个阴谋，都是有可能的。我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它，它怎样去揭示他心中的真相，还原他心中的正义，作为一个公民。

当年嘎纳的主要评委昆汀塔伦蒂诺说：“我想看到的并不是画面很完美的影片，而是能够表达观点，给我以冲击力的影片。就像是前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伊拉克战俘被虐待的照片一样，画面完全不美，但是带给人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

冲击力，是一个关键词，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摩尔并没有利用影像制造错误的印象，而是动用了逻辑与情感的力量。所有的漏洞都是布什自己暴露出来的——在镜头前装腔作势，在国家遭遇困境时划船、钓鱼、逗小狗、打高尔夫、做“牛仔”、当“农夫”……最具杀伤力的镜头出现在影片开始不久，布什正在一个小学上演一场公开秀，在他得知飞机撞入了世贸大厦的消息时，他瘫坐在椅子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布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继续为小学生朗读《我的宠物山羊》。长时间的特写，屏幕一侧是精确的时间指示，布什的每一个表情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不相信摩尔精心撰写的旁白，但那表情一定触动你。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布什面前看不到镜头，所以他的表演极尽自然真实。

比视觉冲撞更厉害的是情感的震撼。比如对911现场的表现，长达装一分钟的黑屏里，我们听到新闻中熟悉的声音——飞机轰鸣、撞击声、警笛声、紧接着突出人们的尖叫和痛哭，画面渐渐凸现，伴随着一声声丧钟的鸣响，一张张痛苦失神惊愕绝望的脸仰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切。没完，接着切入贴着地面的客观镜头——纸屑纷飞一片狼藉的现场，仓惶奔跑的背影，最后，这个场景在满天纷飞的纸屑中告一段落。镜头语言非常出色，即使是刻意营造也很难抓到这样的角度，那种画面直接就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缺失的巨大悲痛，心灵的震荡比直接看到大楼倒塌时更加剧烈，它使你仿佛置身其中。“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还有失去家园的伊拉克贫民，失去儿子的美国母亲，失去一部分身体甚至生命的难民儿童……这些电视新闻中一带而过的镜头，导演给了真诚的关怀。当一位母亲对着镜头含泪念完牺牲在战场的儿子的绝笔时，我想知道有多少眼眶湿润了，相信看新闻的时候你不会。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当它用真情融化冰冷的政治，用心灵去评判事物，把人性和情感融入对政治的参与中，这便有了意义——存在的意义。资源很重要，发展很重要，安全很重要，稳定也很重要，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发出声音，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这是“人的条件”。

我知道，很多人对摩尔的做法很不屑，认为他在炒作，认为他在利用纪录片。当然，他在影片中运用了很多的极具戏剧色彩的表现手法，异彩纷呈的剪辑，拼贴，大量闪回、甚至意识流；非常主观，甚至观点鲜明，这似乎都有悖于纪录片的常规，因此人们有理由置疑他的客观性。但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人家为了执著于心的“民主”历经周折搜集这些资料，弄出这么一部甚至没人敢发行的片子容易吗？在使他成名的奥斯卡获奖作品《科伦拜恩的保龄》之前，摩尔就一直在用纪录片的形式捍卫个人的权利，甚至连份“正式工作”也没有，这是布什说的。如果一个人以电影作为他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将他的反抗仅仅理解为“行为艺术”吗？

你若说他不真实？这就回到了我前面论述的，他只是不同于你心中的真实而已。你若说它不客观，我想，这回不用我说，《无主之地》的导演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联合国官员倒是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可他们自己都说：“中立在凶杀面前并不存在，客观对阻止这一切没有帮助。”“面对谋杀，你根本不能客观。”

二、“幽默”的力量

坦白说，我个人很喜欢这两部电影，所以拿来赏析。除了内心受到的撞击，吸引我的首先是两部电影观感都不错，并没有因其严肃的主题而丧失趣味性。正如两位导演不约而同的将拍电影的目标定位为“一是有话要说，二是娱乐大众”，电影除了其艺术性，纪录、传播和娱乐的功能也十分重要。

幽默的力量，产生于细微处，所以我们也先从细处谈起。两部影片的开头很像，不是长相，而是气质，都闪烁着幽默的火花，可在你刚想笑的时候，又给你重重一击。

《无主之地》开始于大雾之夜，几个迷路的波斯尼亚士兵在黑暗中摸索，紧张的气氛，有点喘不过气来。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头没尾的开着玩笑，搞恶作剧——颧骨高高的士兵摸一下光头，就有人问：“头发整齐吗？”被戏谑一番后，他又不安分的弄醒了酣眠的新兵，大家都笑了。

对这种战场上的欢笑，记得小时候老师是这样解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叫“乐观主义”？此处片中也有一个小小的讨论：“悲观者认为一切都不能更糟了，乐观者认为凡事都行。”他们真的认为凡事都行吗？深陷险地、生死未卜的绝境下，如果说真有什么所谓革命的“乐观”，打死我也不信。

对此，导演塔诺维奇说：“我认为幽默是一种求生的方式，它给你以距离，所以我们在战争中经常大笑，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所以说，这时的幽默更是一种悲剧意识，把悲剧也拿来嘲弄，就让人觉得荒诞了，就意味着人处在悲伤的极致时不是痛哭，而是大笑。这种反差是有力量的，现实在荒谬的战争中，本身就是无语的，但人总要生存，这时他们的方式就是幽默——对于苦难深重的斯拉夫民族而言，至关重要的秘密武器——黑色幽默。大笑只是为了缓和内心无法治愈的创痛。理解他们的幽默，我们会更了解战争带给这个民族的绝望。影片紧接着就染上了重重一笔——天亮了，但等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瞬间的轰炸和枪击，生命猝然消失。

说到南斯拉夫式的“黑色幽默”，不得不提起另一位南斯拉夫重量级导演——库斯图里卡，他的风格是夸张的——鸡飞狗跳、载歌载舞的幻想天空，接近于“梵高”式的画面，奔涌着鲜血，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狂野。塔诺维奇显然没有走同样的路，而是很内敛的，张力始终存在，但潜藏在画面之下。闹剧，是共同的特征，只是一个根基于幻想，一个根基于现实。如果说，库斯图里卡是“梵高画”，塔诺维奇更像是“梵高画”的黑白照片，十分不和谐，但不和谐处会产生强大的震撼，引你发笑，但又笑不出来。片中有个生动的细节，西奇和尼诺争执到底谁引发了战争，谁毁了这个美丽的国家，最后西奇拿着枪，迫使尼诺承认，而当尼诺拿到枪，马上又反问回来，“谁引发了战争？”这就是荒谬，很幽默，很无稽，也很深刻。

《华氏911》的开头，同样是灾难隐藏在欢乐背后。一上场，就是布什州长竞选成功的庆典，紧接着摩尔开始批评小布什，批其选举作弊，批其政商勾结，批其不务正业……语调诙谐，而且一批就是十几分钟，这才开始出片头字幕。这字幕也出得绝妙，插入了即将出现在电视镜头前的政府官员粉饰化妆惺惺作态的“媚状”。布什也在做最后的修饰，几分钟后，他将对着镜头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如果你看的够仔细，一定可以留意到布什那个狡黠的笑容，他似乎心情不错。紧接着就切入了911恐怖袭击。天衣无缝的剪辑——黑色幽默后面是漫天遍地的黑色恐怖。

《华氏911》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恶搞”，也就是传说中的“反讽”。摩尔始终一本正经的追本溯源，清洗战争的虚伪外壳，而所有的搞笑段落全部落在小布什身上——天才的喜剧演员。真不知道如果布什要捍卫他的作者权利，摩尔可要如何应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布什不会，但他也并非毫无收获，当年“金酸梅”的小金人就归他了，当然，白宫没有派人去领。依我看，凭着布什精湛的本色演出，怎么着也该是嘎纳影帝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搞”在当今的社会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连政客都如此具有“娱乐精神”。而我关心的是，这究竟是民主的“深入”，还是“消解”？诗人西川谈论“超女现象”时就说道：“娱乐民主化对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使我们处于一种幻觉中，它淡化了我们内心的焦虑，它直接抵消的是‘政治民主化’。”况且现在不仅“娱乐民主化”，而且“政治娱乐化”。别说布什，连萨达姆也被推到了镜头前，记得当萨达姆整齐地坐在伊拉克法庭的被告席上时是这样说的：“这完全是一场戏，真正的罪犯是布什。”

本着坚决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真正的罪犯是谁，咱管不着。我比较关心的是：“这完全是一场戏。”言外之意，“我这是在演。”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就得以猜测自己真正可以得到的民主到底有多大。

摩尔凭借其“幽默”的力量恰恰指出了这一点，“你的自由被导演了”。只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怪圈——布什导演了一场战争，在迈克尔•摩尔那里，他又成了领衔主演。如果说在《华氏911》中，布什导演了一部混乱复杂的“历史悲剧”，可摩尔不也精心构筑了一出讽刺喜剧吗，谁能保证这“被掩盖的真相”不是他“一手制造的真相”呢？不可不说，摩尔在消解权力的时候，也狠狠消解了自己一把。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媒体时代。

三、“恐惧”的诞生

从传播的角度看，历史是由媒介写就的，从口耳的相传，到纸化的书籍，直至今天出现的大众传媒与网络传播瓜分视线的局面，不夸张的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介的时代。并且从影像诞生那一刻起，我们的视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也在越来越多地被影像凝固。

我们讲“眼见为实”，但如今，不能眼见的也可以通过电磁波化为清晰的影像呈现在我们眼前，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随着现代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全方位报道，我们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一场战争的“现场直播”。可以说，战争与媒体越来越密不可分。
翻看战争史，会发现，战争早就学会了倚仗媒体。拿破仑说过：“给我三家报纸，胜过三万骑兵。”希特勒则是一个现场广播的拥护者，布什就更不用说了，在《华氏911》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他多么善于利用电视传媒进行宣传啊！

反观传播史，就更有趣了，几乎每一个传媒大碗的诞生都与战争密不可分。二战中，从爱德华•默罗的第一次战争现场直播起，电视时代真正开始，从此美国三大电视网⑸异军突起；越战时，那个堪称经典的喷气式轰炸机空中报导，使电视新闻肩负了一层更具深意的责任——反战，同时，哥伦比亚公司也确立了其严肃独立的特色，长期领衔新闻报道界；海湾战争则是CNN独领风骚的时候，其惊人的七千五百万的收视率再创奇迹，也难怪他们会有这样的宣传语“想知道地球是怎么毁灭的吗？还是要看CNN！”

战争与传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很庞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在此将其条分缕析，只能透过电影的视点窥其一二。我们先来看看影片中媒体的表现。
《无主之地》算是很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媒体”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它促进了人道救援行动，联合国官员迫于舆论的压力，批准了救援行动，增派了救援力量，这时，媒体发挥了“监督”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对事件本身却毫无意义，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开往现场，这一幕是不是有些搞笑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吗？对于战壕里的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这些旁观者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当环球新闻的记者简千方百计靠近当事人想要进行采访时，西奇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滚！你是我最后需要的东西！”

尼诺接受采访的过程是这样的，记者简先递上了一根烟，试图获取信任与合作，但他们的对话仅进行了三个回合：
“你感觉怎样？”“还好。”
“感觉累吗？”“是的。”
“是你把地雷放在那个士兵身体下面的吗？”……

这一次，尼诺显然被激怒了，他甚至没有说一句话，而是伸出了中指，并将烟狠狠地丢在地上。本来就局促不安的两个士兵显然是被这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介入者激怒了，他们的神经张力已经绷到了极限。环球新闻的总部还在期待事件的“高潮点”，记者为了新闻需要在这紧张而危险的情势下继续接近第一现场。紧接着，悲剧发生了。几声枪响，西奇和尼诺倒在血泊中，两个人既是施暴者又成了受害者，而救援大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反而成了暴力的催化剂。

看上去，谁也没有错；事实上，谁也不想承担责任，但结果，大家都是受害者。这就是战争。而刚开始煞有介事要替全球观众监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记者团，这时却更像一群添乱者。这让我不由的怀疑起战争报道的真实度。

从片中也可以看到，记者的采访时刻在后方的监视下，同时，观众的目光、政府的眼线也在时刻的监视着，这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记者的行为准则还可以同“客观、真实、公正”的内心原则相吻合吗？片中有这样的片断：强悍的女记者在总部期待而兴奋的逼视下，也只有一次次无奈的说：“我再试试，再试试。”而显然，她已对继续深入报导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耐心，迫使她无法停止的是背后无数双眼睛的“监视”，在这层层监视下，新闻何以获得自由？正如福柯在他考察了巴黎的“圆形监狱”后所揭示的——与受众一样，媒体也是“借助于被监视使人在一种恐惧感中自动地让权力作用于自身。”因而，媒体成了一个告密的平台，一台制造恐怖的机器。

媒体对“轰动效应”趋之若鹜的动因，还在于这是一个机会——建立品牌的机会。有个细节，在这两部涉及媒体与战争的影片中，都插入了小段的广告，导演不经意又暴露出一个秘密：在资本运作的机制下，新闻报道也是一个商业事件，而战争报道则更加依赖于巨额资金的投入。因此，即使“极权”的齿轮有所松动，新闻却尚未从“喉舌”困境中得以喘息，又立即陷入“炒作”的漩涡。

于是有了这样的情景：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秀场，战争的报道也掺杂了“娱乐化要素”，不但需要“高潮点”，甚至设置“情感切入点”，最好再来点“趣味性”，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津津乐道于一场“战地真人秀”，洋洋自得于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所谓“真相”——力量的对峙、事态的起伏、意外的发生、政界“明星”的表演。仔细想想不难发现，这其中有多少“烟雾弹”，被烟雾笼罩的是——生命。“难民”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数字而已。

摩尔说：“我们要问每天都在现场的那么多家电视网，你们应该去问问NBC、CNN、ABC，数百万美元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些？今天，你们在我的影片中看到美军虐俘是第一次，除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监狱里的照片，你们没看到任何监狱大墙之外、战场上的事情，但影片中就有，你们今天是首次看到它的人，这是可耻的。”

我们喜欢被蒙蔽吗？为什么标榜“客观、真实、公正”的新闻也如此不可信？“客观”何以使“真实”大打折扣？其实不难理解，新闻背后既有极权的约束力，又有资本的牵制力，还有我们这些观众的窥视，信息来源真假难辨，接近现场困难重重，时效原则制约着深刻，客观原则又拒绝立场。套用一个时髦的形容词，新闻媒体是没有“独立精神”的。
而我们呢？谎言如何扎根我们的内心？“嫉妒使‘贫穷者’亲和暴力革命”。（谁说的？）在我看来，这“贫穷者”当指一切内心贫弱者，而“暴力”的形式也不只是“革命”和战争。现实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倾轧与反抗，贫弱在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贫弱者。统治者发动战争，无非利用的就是人民的贫弱，来制造谎言，制造恐惧。

我们感到“敌人”无处不在，于是理所当然的寻求保护，义正言辞的投身暴力革命。“谎言”来自权利方，来自媒介，更来自我们的内心。当我们不由自主的放弃“自由”时，“暴力”便成为我们的生存手段，即使它很丑陋，我们仍不离不弃，过分的敏感使我们更愿意相信假象，并随波逐流的加入谎言的制造和传播，最终陷入谎言的漩涡。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随处可见。这是影片给我的启示。

独立制片的兴起，恰恰使独立精神成为电影可以具备的优秀品质。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容许作者观点的“影像”媒介，给我们提供了置疑的机会。摩尔称他的团队为“自由记者”，他们是“个体户记者”，不为任何组织所控制，去前线搜集素材，制作一部电影来反对权威。他们称之为“独立精神”。

“自由”和“独立”是过于神圣的字眼，我不敢妄信，更不敢妄谈，借用《独立宣言》的一句话作为这次探讨的小结：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辩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⑹

结语：

可以说，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两部影片的知面和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点两位导演却心心相惜，他们都试图凭借其强大而真诚的说服力揭示真相，就如同给战争剥掉外衣，冲个凉水澡，你可以看到一个“滑稽的、裸体的”战争。它不标榜“真实”，却以真实震撼你。影片呈现的战争是令人绝望的，没有丝毫的幻想可言。但正是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给我们力量。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正值伊拉克战争的三周年纪念。整整三年前，即2003年3月20日，我们通过媒体与世界一起见证了这场战争的爆发。那时威胁我的主要是“高考”和“非典”，但每一天大家还是会抽出时间看新闻、听军事专家的分析。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之大。到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在那样关注它了，但整整三年过去了，伊拉克依旧战乱不断、贫困动荡。伊拉克人没有等来美国承诺的和平与民主，而他们的贫困和伤痛却渐渐被世人所漠视；美国撤军遥遥无期，制定新宪法也成空想，伊国内两大教派的矛盾不断升级，内战就在眼前……3年过去了，伊拉克的一切都未改变，失望渐渐走向绝望。事实的一切似乎越来越映证了摩尔的阐释，那个巨大的阴谋越来越清晰，简直呼之欲出——这是根本不是一场反恐战争，而是一场“石油战争”。

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异化的世界，战争背景下，政治疯狂、媒介疯狂、人性疯狂，和平正义的呼声不断，但战争仍此起彼伏，潜在的危机更加不敢想象。我们的世界，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利益驱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世界，然而暴力革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虽然处在和平年代，不必直面生命的威胁，但控制存在。我们的力量越强大，对面的控制手段就越高明，要想成为自己也越来越难。

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处于相对的“和平”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置身世外。我们离“后极权”尚有一段距离，还处在相当的专制下，除了看不见的“自我监视”，更多的是体制的约束。试想，在电影审查制度下，我们有可能拍出一部《华氏911》吗？作为个人，我们能获得的话语权究竟有多少？

在冲突下，我们也看到，始终有些人，作为人类的一个个体，受良知的驱动，在发掘真相，发出声音，为一种真实而自由的存在方式而思考着、表达着、行动着。即使是绝望的声音，即使看上去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要这样的声音发出了，便是一种可能，便有意义。这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所应担当的责任，更是媒体所应坚持的态度。

所幸，还有这样努力揭开真相的人，你可以不相信他们，但不得不开始怀疑，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当电影开始挑衅政治，在我看来，这才是时代的进步，因为这是“人”对“强权”的胜利。

最后要说的一句是：我所言不过是一己拙见，很有可能也是在误导你，请千万不要轻信。

注：
⑴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
⑵李慎之《哈维尔文集》序
⑶1956年，雅克-伊夫•科斯塔和路易•马勒共同制作的纪录片《沉默的世界》赢得了金棕榈大奖，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毕加索神话》得到了评审团特别奖。
⑷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P65
⑸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
⑹《独立宣言》原文：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