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通往春天的列车》是一部针对东北负面现状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导演仍然还是给影片以及“东北”留下了些许希望。
2010年，一部描述东北工人阶级衰落现实的《钢的琴》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男演员的大奖。
时隔九年，在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同样又有一部内地导演执导、聚焦这一失落群体的现实主义独立电影《通往春天的列车》入围了“新浪潮”的主竞赛单元。如今，影片终于在今天内地公映。
与《钢的琴》的导演张猛一样，这部《通往春天的列车》的导演李骥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而这部处女长片也是他对东北当下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
李骥出生于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大学本科学的英语专业，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心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后辗转北京和上海两地，当过演员、拍过短片，开始了影视圈的打拼。但他的初衷没有想走出东北，同时周围的长辈也都不希望他出去，“因为家长都喜欢公务员那样的工作，或是待在工厂这种的铁饭碗”。
这种东北人口流失的现状，也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最直接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依然是东北工业时代的没落。像李骥、张猛这一代东北人，几乎都亲眼见证了这个时代由盛转衰的过程，他们目睹过东北曾经繁华一时的景象，“我（李骥）出生时齐齐哈尔还是全国特大城市之一，当时比杭州、合肥这些城市都大”，但也经历了产业结构变革所留下的阵痛，“现在已经变成四线城市了，国家发展时科技振兴，工业确实振兴不了了”。
所以年轻人只能走出去。李骥明显感受到周遭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大家都在往外求发展。
因为预算有限，他在拍这部电影，找了很多亲戚朋友来帮忙。他的表弟来帮他客串完一个小角色后，也离开了家乡到天津找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对此，李骥也很无奈：“身边一直有人在走，这个问题是我拍电影时一直存在的。”
《通往春天的列车》讲述了小人物李大川意外被当作小偷被抓，导致其失去了失业的补偿金。为了找回清白，他一边寻找小偷，一边继续为了生活奔波的故事。
这个故事改编自生活里的真实事件，就如导演自己所说“一般的作者型导演都会从身边来找题材”。李骥起初是从初中同学的口中得知这样一个小偷被抓判刑的事情，再加上前几年东北这类事情一直是全国热议的话题，于是他便结合着自己的个人经历，编写出这样一个“小偷平反”为主线的故事。
李骥还表示，片中的“小偷”还有一层隐喻东北经济的意思，“你抓到小偷了，我们就好像知道东北的症结在哪儿了。但最后主人公没要到钱，就是我抓住问题的症结了，但我却解决不了它。”
如此夹带隐喻又直击社会症结的故事，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多少就带着些灰暗，自然审查起来也会经历一番拉锯。第一稿剧本通过审查时，上面的意见就是需要改一改。李骥也自知第一版中的人物太过消极了，整个生活没有一点希望。于是他尽量在文本中加入一些积极的内容。同时也改变原本的纯文艺片思路，增加了更多的情节，使得整个故事的娱乐性也大大增强。
之后李骥找了好多家小成本文艺片的制片公司，终于找到了投资。由于资金有限，也不可能找到太有名的演员，最后确定了任素汐和李岷城两位独立电影专业户，来扮演片中的男女主角。
影片的全部拍摄时间只有19天，每天基本上都要拍到夜里的十一点，甚至还有几天熬夜拍到凌晨三点多。再加上拍摄期间，正好赶上东北最冷的三九天，导致整个过程中的条件都相当严峻。
幸亏两位主演都是有足够经验的专业演员，不仅全程跟组拍摄，而且效率极高，很多镜头都是按标准完成表演一遍过，很少让导演重拍。
任素汐甚至还做足了功课，花时间研究了地道的黑龙江口音，很多腔调与用词连李骥都说不出来，“”比如‘因为啥啊？’，她能说出‘因物啥呀？’，这是很东北的腔调，一个青岛人是不会说的“。
尽管《通往春天的列车》是一部针对东北负面现状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导演仍然还是给影片以及“东北”留下了些许希望。
影片的结尾，李骥将齐齐哈尔白色的冬天慢慢变成了绿色，就像绿色代表着春天一样，虽然有点超现实，却多少能给人一些对希望的遐想。但现实中的东北何时才能通往“春天”，在他心里依然是个问号。
（以下是专访实录）
记艺电影：导演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吗？
李骥：我最开始是学英语的，07年毕业找工作，工作以后我才考上戏。一开始朋友硬拉着我到北京来找工作的，之后因为一些工作的变迁，我去到上海，又有一份新的工作。但我初衷不是很想出来，我很多东北家长也不希望你出来，因为家长都喜欢公务员那样的工作，或是像工厂这种铁饭碗。
记艺电影：先介绍一下拍这部电影的初衷。
李骥：拍摄地是在齐齐哈尔，首先我是齐齐哈尔人，一般的作者型导演都会从身边来找题材。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改编自真实事件。我同学就是拍摄电影那个厂子的工人，他会跟我聊一些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小偷被抓住判刑这种，前几年正好也是东北被全国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想过这些事儿，加上人口流失，以及我对东北精细的一个认识，写出来这个剧本。大川抓小偷这个事，就相当于东北的经济，你抓到小偷，就好像我们知道东北的症结是在哪儿了。但是大川没要他钱，就是我抓住问题的症结了但我解决不了它，这个隐喻比较深。东北朋友解决不了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必须得走，是这样一个想法。
记艺电影：借主人公的行为表达出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骥：是是是。拍片的时候有一些县里的小领导就会说，东北以前有多少多少贡献，跟我说这个不能拍。其实我不想把以前的事翻出来撒盐，我就想拍我认为当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我朋友都在往外走。我找我表弟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废品站被揍的弟弟，拍完他也走了。他现在在天津，找到一份比较适合的工作，至少一个月挣七八千吧。就是一直有人走，这个问题是我拍电影时一直存在的吧。
记艺电影：这种“出走”是什么原因呢？
李骥：东北的发展是因为工业才发展起来的，工业带来了一个城市的兴盛。我出生时齐齐哈尔还是全国特大城市之一，当时比杭州、合肥这些城市都大。现在已经变成四线城市了，我活了三十六年，经济落到这个份儿上，能是人的问题吗？不是人的问题，跟社会、国家调控有关系。东北这个顽疾，不是说国家调理个七八年就能调回来的，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现在国家发展时科技振兴，工业确实振兴不了了。
记艺电影：审查的时候又遇到什么阻碍吗？
李骥：一开始这个戏让局里给驳回了，意见是说"这个片子太灰太暗，还是请你稍微改一改。"我知道写完的片子就是灰暗的，还能怎么改啊，但回得很积极。第一版剧本中大川这个人物一灰到底，完全被逼走了，没有一点希望。后来改的版本将原来一个纯文艺片，增强了许多情节性。我的主题保住了，大川这个人物积极一点，没那么背了。我是可以接受的，出来效果还可以。
记艺电影：所以这是您的创作动机？
李骥：人口流失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自己的表达，我也没太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走了之后我会想：为什么会往外走。结尾是绿色的，也是想给东北留个希望，把冬天的样子慢慢渐变成绿的，有点超现实，想给人一个希望。
记艺电影：所以这也是片名的由来？
李骥："通往春天的列车"这名字其实有点讽刺，画面的春天也是导演主观意义上希望它是春天，但究竟能不能好，是不是开往"春天"，我心里是个问号。
记艺电影：找人投拍困难吗？
李骥：一开始我知道新导演肯定不会拿到很多钱，我就拿着剧本，投给小成本的文艺片公司，有毕赣《路边野餐》的出品方、冯涛导演的一个出品公司，还有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那个公司……这片是低成本，所以一开始找了两个演话剧的演员，但觉得不适合，最后还是确定了任素汐和李岷城。
记艺电影：片子的影像质感确实是那种没落的清冷。
李骥：没用什么打光。外面光线打进来，屋里没有任何光。东北的大气还是很透视的，没有什么污染，没有工业，空气质量特别好。
记艺电影：听说只拍了19天，每天大概要拍多长时间？
李骥：最晚的时候拍到凌晨三点多，这种情况有三四天，基本上都是拍到十一点左右。
记艺电影：有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和执行上的困难吗？
李骥：（气候上）三九天，那一年冬天正好赶上特别冷，冻得两层羽绒服一直没脱掉，东北冻透了，从小到大第一次被冻透。本溪的几个演员来不了，所以我就让制片导演和制片主任，一人准备一个角色，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角色，不行的话咱们就上。
记艺电影：两位主演的档期？
李骥：任素汐和李岷城都是跟全程。李岷城必须跟全程，任素汐头几天没戏，她说："你不会等到后几天让我天天熬大夜吧？"我说："没有没有。"
记艺电影：感觉任素汐片子比较多，应该会很忙吧？
李骥：当时还行，因为她刚拍完《无名之辈》，歇了一段时间没有戏，一直在演《驴得水》那个话剧。
记艺电影：沟通起来都是比较顺利？
李骥：他们俩比较专业，很少让你重拍，表现至少能达到标准以上。
记艺电影：他俩的这种口音是您来亲自教的吗？
李骥：李岷城是东北人，所以不存在口音问题。任素汐她自己做了功课，她有东北那个词，我都不说的她能说出来，比如"因为啥啊？"她能说出"因物啥呀？"这是很东北的一个腔调。她肯定是自己做功课了，不然她一个青岛人不会说这些。
记艺电影：那您内心有没有设定想拍哪种东西？
李骥：我还是想拍类型片。我正在写第二个剧本，也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还是发生在东北，具体事件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事件蛮有意思的。
记艺电影：城市还是齐齐哈尔吗？
李骥：故事是在齐齐哈尔发生的，但我不在齐齐哈尔拍。齐齐哈尔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改编得拿到别的城市去拍，但齐齐哈尔的极个别厂子还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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