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片长比《长津湖》仅少了半小时，但在叙事方面，《水门桥》在故事线路上的改动可谓大刀阔斧。

《长津湖》的叙事线路可分为三条：一是关于高层决策指挥的宏大叙事线，以教员接到来信后举办会议为肇始，在故事剧情的推动中时刻以彭德怀的镜头来交代上层指挥人员的运筹帷幄、精密布局；二是基层连队战士的微观叙事线，先以伍千里、伍万里的家乡水景给两兄弟的人物弧光增添了一抹乡思的底色，又在整个战事的推进中，围绕原本叛逆的水乡少年伍万里的成长来展开，给予观众极强的代入感，让观众在伍万里的成长、连队战士的关心帮助、伍千里的拳拳爱国爱家之心中与原本冰冷的前线战事得到感情的共鸣；三是美军视角的对抗叙事线，着墨不多却恰到好处，不光刻画了狂妄自信的麦克阿瑟、赫赫有名却有着水土不服等“隐疾”的北极熊团这些敌军形象，又通过这些形象对比出了我军作战环境之艰苦、前线资源之贫瘠、行军意志之坚定。

这三条叙事线路将“虚构”的官兵人物形象与“非虚构”的长津湖战事相互交织，在历史的厚重底色中，赋予了故事以鲜活生动与艺术真实。而这也是观众在观影时，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部分。

但《长津湖》片中被认为仍有不足之处，也与这样多维、复杂的叙事线路有关。在对战事的描写结束后，影片一转为烘托气氛，直至文字交代的史实结束，为将感情继续悬在宏大叙事上，被迫放弃了主题段落中的微观视角，使得战士群像的塑造不够完整，人物弧光缺了落脚点，难能服众。

而在《水门桥》中，叙事线路几乎放弃了高层领导指挥的宏大叙事线，整个故事的篇幅全部围绕第七穿插连与三次执行炸桥任务来展开。这样一来，其优点就能体现在整个故事变得有头有尾，人物塑造丰沛饱满，在《长津湖》中比较边缘、没有详细塑造的人物也有了“用武之地”，为这部严肃的战争片常遭了更具亲近性和沉浸感的视点。我们能时刻关注着战士们的伤势发展，体会原本亲密无间的战友接连离去的苦楚，为他们在关键时刻永远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而感动。伍万里这个角色也在《水门桥》中有了进一步成长，更将整个故事圆满作结：实到一人的英雄连队第七穿插连，他们的奋斗与献身需要后世永远铭记；而故事的结尾，使七连几乎全军覆没的炸桥任务虽然也成功完成了，但还是敌不过美军充实先进的战略物资，还是让美军成功撤离战场，这样的描写使全片的感情多了一份带有艺术真实的无奈，也避免了像《长津湖》那样的大团圆式胜利结局，更能够引发观众的真切共鸣与深刻思考。侧面一想，美军在这样充实的战略物资支援中还是想尽办法仓皇逃窜，也更证实了我国志愿军的意志之坚定，无人能敌。

在我看来，《水门桥》的有七连参与的第二次炸桥任务成功完成，却又让美军抢修成功后，已经达到了观影者的一个疲惫点。七连深入敌窟、损失惨重，美军却能以逸待劳，几乎将七连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恢复如初。能在这样的情绪后马不停蹄地推进悲壮惨烈、近乎穷途末路的第三次炸桥，先扬后抑，再继续铺垫递进到情绪顶峰，可以说是导演对于观影者情绪十分到位的把控，十分彰显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大导的执导功力。再加之从《长津湖》汲取到的经验，将视听奇观这类商业电影元素融入到主流价值与类型叙事、微观视角、情感驱动当中，将《水门桥》打造成了文献纪录风格电影与近年来“新主流”电影风格的整合形态，可以说为《长津湖》的续集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抗美援朝战争电影最重要的核心功能之一，便是强化国家认同、建构国族共同体想象。区别于解放战争题材的革命叙事和阶级叙事，抗美援朝电影首先看重“保家卫国”，家国同构。《长津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便是，伍万里欲跳车时突然看见，恢弘灿烂的阳光之中，雄壮巍峨的万里长城蜿蜒起伏于群山之巅，这一国家民族的象征此刻的崇高与壮美瞬间震撼了银屏内外的所有人。而《水门桥》中用到奇观镜头的一幕，在与整个战事结束后，彭德怀来到冰封而伤痕累累的长津湖畔，深鞠一躬。毋须多言，所有人都知道这一鞠躬的意义，它沉甸甸的，既是告别，也是铭记。这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是宣言书，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里程碑”，由成千上万如伍万里一般的战士的鲜血铸就，永铭在十余亿中华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