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3-24

女巫:《女巫》：我只是一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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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母亲，她是妻子，她是女儿，当第三人称的“她”涵盖了女人可能的身份，却永远不是可以被称为“我”的那个女人：她是“活活烧死的女巫”，她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女人，她是“死了和活着一样”的聋哑人，她是“西西里女孩”，她是“寻常夜晚”只能靠梦境寻找到自己的女人，于是在这样一个他者的世界里，不仅是女人作为本体，还是作为主体，都在男性世界里成为被异化的形象——“女巫”。
莫洛·鲍罗尼尼、维托里奥·德西卡、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佛朗哥·罗西、卢基诺·维斯康蒂，五个导演，五个故事，当男性导演将目光聚集于“女巫”这一带有污蔑性的群体时，无论是演出者，还是故事主角，却都是“一个女人”，多重戏路的西尔瓦娜·曼加诺在五个故事中出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是多元化的一种证明，更不是对于女性命运的多重书写，在只有一个女主角，只有一种“女巫”的命名里，一切也都指向了唯一的生存：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她”，一个在“他”的世界里被控制的“她”。
这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命运，这种被对象化的“她”存在，在帕索里尼的第三个故事里，具有很强的寓意性，故事一开始的字幕注释就代表着一种视角：“从月亮上看，这部电影的标题应该是：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帕索里尼说：“这句话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也从没人这么说过，但既然我们身处地球，我们有必要告诉你：这是帕索里尼写的一则童话故事。”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的标题，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帕索里尼的预告似乎在消解一种固定的视角，甚至把身处地球的现实也通过“从月亮上看”的置换方式完成了一种颠覆，但是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和我们身处地球看到的地球，就真的会发生本质改变？荒谬先生的妻子三天前失去死了，他和儿子巴丘在墓前哭泣，并且希望找到新的女人，于是两个人实施了计划，只要大家都觉得满意，就让他成为妻子和母亲。
遇见了刚刚丧夫的黑衣女人，遇见了交谈都要五块钱的黄衣女人，遇到了其实是假人的红衣女人……这些女人都没有成为他们想要的妻子和母亲，一年后，他们在圣像面前看到了绿衣女子，和她对话发现她是一个聋哑人，于是荒谬先生用手势和她交流，不想因为一根香蕉让她感动，当荒谬先生提出要和她结婚是，绿衣女子点头答应，于是她便成为了“荒谬小姐”。婚礼顺利举行，当三个人来到住的地方，脏乱地不堪入目，荒谬小姐二话不说，一会儿功夫就整理得井井有条，于是他们拥有了一个家，性，心灵手巧的荒谬小姐成为父子满意的女子。但是问题出现了，字幕：“男人永远不满足于拥有的。”于是生活的转折从这个男人的欲望开始，荒谬提出要买一幢房子，但是没有钱，于是他们想到了向邻居募集，但募捐却需要谎言，他们让荒谬小姐爬到塔上，然后做出准备自杀的举动，而在下面的荒谬和巴丘则大声哭泣，告诉不断聚来的邻居说，有孩子患了肺结核，有孩子则生了小儿麻痹症，所以需要大家帮助渡过难关，需要大家拯救这个自杀者，“支票也收。”正当大家慷慨解囊的时候，两个拍照的人爬上了塔顶，并且吃了一根香蕉，香蕉皮掉落在下面荒谬小姐站立的位置，于是荒谬小姐真的从塔上掉了下来，死了。
一根香蕉，是荒谬小姐感动的原因，也成为她死亡的原因，但是当她被下葬在有香蕉雕塑的墓地里，父子两人悲伤地回家，却看到荒谬小姐完好地在家里，两人疑惑，以为是做梦，甚至害怕地逃离，但是再次回来，发现荒谬小姐还在，于是他们半信半疑，当荒谬小姐脱掉了婚纱，露出里面那件绿色衣服，父子俩才确认她的确还活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缘何又复活了？这或者就是帕索里尼所谓的“从月亮看到的地球”的另类视角，字幕最后打出来：“是死是活都一样。”活着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死去又意味着什么？当死亡和活着成为一种同一，是不是和香蕉这个象征符号一样，构成了“男人永远不满足于拥有的”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荒谬小姐只不过是男人实现欲望的一种工具而已。
帕索里尼的童话故事，是一个寓言，跨越了生与死，其实是取消了生与死的区别，在只有一种结局里，从月亮上看地球和身处地球看地球，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而作为聋哑人的荒谬小姐，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荒谬存在。更荒谬的是佛朗哥·罗西导演的《西西里小姐》，一个女孩正在用针扎一个面人，当男人开门进来的时候，她马上停手并藏了起来，但还是被男人察觉了，充满暴力倾向的男人问她是谁，女孩一开始坚决不说，但是在男人的威逼下，终于说出了“尼科尔”的名字，而且“西西里小姐”开始讲述尼科尔和自己的故事，在一次午夜弥撒中，他的眼睛只是看了她一眼，只是做了一个求婚的手势，女孩的心就被他俘获了，“他点燃了我的心，但是他却玩弄女人……”于是怒不可遏的男人开始了报复，他拿着枪去寻找女儿的仇人，不想她竟然杀死了所有人——因为这个“尼科尔”就是“任何人”，于是在枪声过后，西西里女孩撕心裂肺地大喊：“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家人……”
男人的枪成为报复的工具，但是报复却成为对于“任何人”的一种伤害，那么罪魁祸首是西西里女孩，无疑，那个针扎的面人是一种隐秘的象征，它在女性世界里也是一种报复，但是却真的是一种泄愤，而这种行为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对于男性玩弄的一种愤怒，起源于男人的玩弄，结束于男人的报复，最后似乎只有女人自己成了一种道德的牺牲品。和《西西里女孩》的极端表现不同，莫洛·鲍罗尼尼的《公民意识》则是在较为缓和中讲述了一个荒谬故事，一个女人正开着车，前方发生了车祸，她发现了一个计划：把受伤男子送往医院，大家会把她的车当成救护车，从而有效避免堵车。于是，路人赞誉她具有“公民意识”，她则将受伤男人当做一种通行证，在城市的道路上通行无阻，而男人看见路边有医院，女人也不停下来，于是疑惑地问她，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最后，女子停车，对男人说：“那边有水，你的伤不重，可以去那边洗一下。”说完，便对迎上来的另一个男人说：“今天没有迟到。”然后挽着手去赴约了。留下的是受伤的男子，当他踉跄地走向女子指定有水的地方，终于在路上倒下了。
女人利用送受伤男人的机会避免了高峰，而男人则在失去了救助机会后倒下，这似乎是讽刺了女人对于男人的操控力，但是女人的所有动机都只有一个缘由：不在自己的情人面前迟到，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控制者又变成了男人，从男人到男人，从约会到倒地，女人只是在中间的过渡者，她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男人满意，无疑，她就是男人视角下的“公民”，而这种公民性在这里变成了戏谑式的解构力量。无论是聋哑人妻子，还是西西里女孩，还是被赋予有公民意识的女人，或者在她们的故事里，她们都不是真正被污名化的“女巫”，在其中没有被显化的男女对立，甚至如帕索里尼的寓言里，还有一种和谐的美感。但是在德西卡的《寻常夜晚》和维斯康蒂的《活活烧死的女巫》中，这种对立就让女人变成了失去自我的“她”，变成了男人世界里的“女巫”，变成了被异化的第三人称。
寻常夜晚其实是不寻常的，妻子乔凡娜做了头发，她本想让丈夫看见并且赞赏她几句，但是卡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根本没有注意她头发的变化。这是一种漠视，正是在这样一种漠视下，乔凡娜长期以来的压抑和对丈夫的不满显露出来，但是她线路的方式不是在现实中生气，而是转变为一种被内心控制的梦幻生活，于是梦幻中的怨恨、不满、焦虑和发泄和现实中的温柔、平静、乖巧、逆来顺受形成了一种对立：在梦幻世界里，她穿着红色衣服在那里劲舞，现实世界里，她细声密语地问候卡罗；梦幻世界里，她大声喊道：“我要伤害你，吞噬你，灭了你。”现实生活中，她开始洗完打扫卫生；梦幻世界里，她指责他虚伪，在上司面前毕恭毕敬，现实生活里，她又温柔地靠在卡罗身上，问他想去看什么电影；梦幻世界里，她化身黑衣战士，对着卡罗作战，现实生活中，她对卡罗说：“我们该为孩子着想。”梦幻世界里，她身后跟着无数的男人，他们为她的性感倾倒，而在万人簇拥下，乔凡娜甚至在众人面前脱衣，此时卡罗因为吃醋因为嫉妒拿着枪，在无法阻止乔凡娜挑逗、无法阻止男人垂涎的情况下，他最后从高塔上自杀，而现实里，卡罗却在床上呼呼大睡……
“如果世上有一成不变的女人，那就是我。”这便是乔凡娜自我迷失的注解，不寻常的夜晚最后都归于寻常夜晚，因为一切的反抗、对立甚至颠覆，都只能是一种想象，都只能在梦幻中实现，即使对面的丈夫是个自私、可怜、虚伪的男人，但是乔凡娜对于这样一种存在又无能为力，甚至她只是需要满足作为一个女人极小的欲望：让丈夫发现她染了头发，让丈夫和她说句话，让丈夫能够温柔地抱着她，或者，当丈夫计划好了只有两个人的度假，乔凡娜便把一切的怨恨都埋葬起来，又靠在他的身上憧憬这一刻的到来，但是计划还没有说完，卡罗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梦想，把乔凡娜一个人晾在一边，而此时，乔凡娜也只能回归到这个寻常夜晚，甚至连曾经的梦幻世界，也完全变成了现实的一种投射：她抱着他，她对着他说：“我爱你。”于是，夜晚落幕，一切回归到既有秩序中。
乔凡娜渴望生活发生改变，渴望在梦幻世界里成为主宰，但是这种渴望是多么微弱，多么无力，当只能在想象中成为自己，现实便只是一个迷失的世界，而一切的主导权依然在那个对她失去了兴趣的男人手里，一种对立终于以女人的妥协而告终。而《活活烧死的女巫》似乎也进入到了这样一种现实和梦幻割裂的世界中。格洛丽亚是电影明星，是被记者追踪的女神，是男人心目中的女王，她高贵，她漂亮，她性感，她独立，在瓦莱里娅结婚十周年的仪式上，她应邀出席，于是当她一出现，便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女人羡慕她优越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瓦莱里娅虽然是庆祝结婚十周年，却戏谑地称这是“丈夫出轨十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丈夫保罗似乎早就对她失去了兴趣，甚至很长时间没有睡在一起了；男人则为她的美貌折服，他们甘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是，格洛丽亚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物，作为演员就如同生活在梦幻世界里一样，而最可怕的是演员本身就是一种被公众异化的存在，其中的一个企业界人士就对她说：“你是完美的产品。”这不是赞颂，而是直接指出了她之存在的迷失可能：“为了市场打造，产品必须一致，否则会危机整个产业，所以艺人是特殊的样品，存在着极大的投资风险。”演员是一种产品，而且可能是存在极大风险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格洛丽亚不是一个个性化的自我，无论是在记者的聚光灯下，还是在男人的目光里，都是一种被设计的产品，一种必须进入市场的样品，她戴着黄金般的帽子，装着昂贵的假睫毛，眼角还有两条带子，当她在唱完一曲《女巫》而累到的时候，在场的人将她的这些东西都解除了，但是这还无法使她返回到真正的自我；在男人面前，她也和他们游戏，也说自己不需要地位和名声，但是她依然还是一个样品存在着——作为男人意淫的样品，存在他们的想象中。
只有当她真正累到，只有当她体会到自己已经怀孕，只有当她在房间里给丈夫安东尼奥打电话说自己想要休息，这时的格洛丽亚才是一个女人：一个找到了自己的女人，一个在丈夫面前的妻子，一个怀有孩子的母亲，但是对于格洛丽亚来说，仅仅是大声哭泣、大声喊叫就能让自己返回自身？电话那头永远是另一个男人，大门之外永远有等待他出现的媒体，走出去永远有决定了她形成的直升飞机，于是，她再次系上了眼角的带子，再次戴上了假睫毛，再次戴上了帽子，再次穿上了大衣，再次戴上了墨镜，也再次开始微笑着面对大众——当她走出去坐上飞机，她又成为一个样品，一个产品，一个被称为“女王”却无法脱离大众视野而独立的女人。
“活活烧死的女巫”是不是对于格洛丽亚这样找不到自我的女人的一种讽喻？她为什么会被烧死？她被谁烧死？看得见的男人，看不见的男人，以及看得见看不见的女人，其实，那些“女巫”之存在，并不只是简单的是男人制造了他们的命运，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命名了他们，帕索里尼故事里男人欲望造成的寓言，罗西故事里暴力制造的语言学事故，鲍罗尼尼故事里对社会规则的讽刺，德西卡故事里梦幻与现实的割裂，以及维斯康蒂的艺人“产品论”，都是对于人之个体存在的一种思考，当人失去了自我身份，当人成为一种命名，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我”的意义的“她”和“他”，甚至连“我”也是一个第三人称——“如果世上有一成不变的女人，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