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3-02

蒙古精神:《蒙古精神》：当套马竿变成巨大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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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之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静静流淌的河流，而草原之上，是白色的蒙古包，是一家人的温馨生活，这是富有诗意的传统生活，但是那蒙古包外面的自行车，蒙古包里面的电视机，却以一种闯入的方式改变了刚波一家人的生活：电视频道似乎永远只有两个节目，这一边是美国总统讲话，另一边是最具汉文化特色的票友演唱，美国或者中国，英语或者京剧，对于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蒙古草原来说，它们是外来的，是侵袭的，是隔阂的，而端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家三代，以旁观却不安的方式面对这个新事物，他们应该躲避而坚守传统，还是融入而适应现代生活？

在这样的疑问里，答案似乎并不是单一的，当电视机的声音被关闭，当刚波的妻子帕格玛离开，似乎预示着某种独立，但是取代英语和京剧的是老母亲掐着电视包装袋外面的泡泡发出的声音，取代美国总统讲话和票友演唱画面的是牵着马的帕格玛——她在蒙古包外面，她在草原之上，却进入到电视画面里，成为一个现实的影像，而紧随其后的刚波，也一样变成了电视里的人物，他手持那根长长的套马竿，追随着帕格玛骑马越过草原。

现实被影像化了，这是取代，也是融入，这是离开，也是进入，而套马竿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剧情的起点：刚波将套马竿插在山坡之上，夫妻两个人却消失在画面里，他们在山坡的另一面继续着他们的故事：作为蒙古族人传统的放牧工具，套马竿其实也是一种宣示男欢女爱的象征，当他们在草地上插上套马竿，也就告诉别人，他们进入了男女欢娱的时间，远方的人便不要去打扰他们。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天地之间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融于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什么要用套马竿来拒绝别人的旁观，可能会来打扰他们传统而又激情生活的又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谁是旁观者，谁是入侵者的疑问。改变刚波和帕格玛生活的，似乎是一种中国政策，这一对生活在中国大草原的蒙古族人，虽然隔离在中国的城市之外，但是他们依然被政策所束缚，帕格玛是来自城里的女孩，嫁给刚波似乎隐隐的带着城市生活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就是无法自由的生下他们足够多的孩子，因为帕格玛知道，中国的法律规定孩子不能多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这对夫妻似乎已经遇到了生理渴望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在生下最小的孩子之后，已经三个月没有同房了，而面对这样的无奈，帕格玛甚至逃避刚波的追逐，在最开始的镜头里，刚波就是骑着马，拿着套马竿，在草原上追逐着帕格玛，他用一种速度，一种激情，甚至一种愤怒，来抵抗帕格玛的逃避，那手中的套马竿已经不是那个欢愉的符号，而是一种武器，他套住了帕格玛骑着的马，又套住了帕格玛，从马上跌落的帕格玛被压刚波在草地之上，她的头发散乱着，她的脸上流出了血，她不停地挣扎……

现实一种，流血、疼痛和挣扎，渗透进这个传统蒙古人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本来是蓝天白云的诗意，本来是夫妻的恩爱和孩子的欢笑，本来是无拘无束的温馨，但是这样的生活却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而除了刚波一家，俄罗斯人塞尔格似乎也在被改变的命运中走进了这片草原。一个为“国家”修路的俄罗斯人，一个开着卡车的外族人，似乎陷入到比刚波更深的孤独中，他进入这片草原像是一种闯入，那一辆在车身上写着“安全行驶”的卡车却在塞尔格劳累瞌睡中开到了河边，不仅是一次安全事故，更是对于这个异乡人的心灵写照。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作息，也不熟悉这片土地，当他偏离道路驶向那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也像是对于自身命运的一次偏离。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茫然的。从车上下来，他看见了美丽的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他忘乎所以地高声唱歌，他快乐地跳舞奔跑，却在那草丛里看见了惊飞而出的秃鹰，看见了让他害怕的尸体，而在这种惊恐中，他跳上卡车，将刹车当油门，将整个车头都陷在了河流里。

闯进而陷入，对于塞尔格来说，是自身命运的无奈隐喻，而在遇到刚波一家之后，他似乎更无法找到自己。语言不同或者是小事，至少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递信息，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习俗和传统和隔阂。刚波一家为这个远客杀羊招待，但是当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煮好，当刚波一家人端坐在那里邀请塞尔格一起进餐的时候，他却独坐在蒙古包外面，吃着自己带的食物，一点没有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和好客，即使在尴尬之后塞尔格礼貌性地和他们坐在一起吃羊肉喝羊汤，即使他端起酒杯祝刚波的母亲长命百岁祝一家人身体健康，他还是有一种无法融入甚至排斥的感觉，那一只苍蝇掉进羊汤里，他甚至厌恶地自言自语：怎么那么脏。对于塞尔格来说，这是道路的一次偏离，这是命运的一次陷入，让他感觉到孤独，让他体会出隔阂，也让他有了一种远离故土的哀伤。

如果说，刚波一家面对的是政策的难题，那么塞尔格遭遇的则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困境。在蒙古草原上，语言不通，习俗相异，没有自我的认同感，他更像是一个流浪者，而这种流浪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使然。在刚波一家的款待中，触发塞尔格情绪的是刚波女儿在拉手风琴时音乐的安慰，当那舒缓而忧伤的音乐传递出来的时候，塞尔格才找到了一种语言，他坐在草原上，天上是那一轮皎洁的月亮，底下是陷着自己卡车的那一条河流，在静谧的夜色中，他似乎想起了远方。

这种思绪是一种回归，当塞尔格后来和刚波进城之后，在一家中国酒吧里，塞尔格遇到了另一个俄罗斯人，但是相同的国籍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共鸣，当同乡人嘲笑他：“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他突然就陷入到一种哀伤之中，继而是一种愤怒，“可笑，灵魂？灵魂在哪？去你的灵魂，它只不过和列宁像章一样，只值两块钱！”在愤怒中，塞尔格记起了那片遥远的故土，那个遥远的家，那片遥远的记忆，以及那个遥远的自己，白雪皑皑的广袤土地，是俄罗斯的写照，但是在这个醉酒的酒吧里，塞尔格只有失落感，只有沧桑感，所以他跑上舞台，脱掉衣服，让乐队对着自己后背上的曲谱演奏那一首俄罗斯歌曲，这是他曾经作为一个战士，刻在身体上的乐谱，在歌曲世界里，有十字架，有英雄，有死亡，有革命，但是这刺痛了身体的乡愁却又是如此地割裂，慷慨激昂却又无比忧伤，激情四射却早已逝去，而最后被中国警察带离，却也浸透着异化的不安。

而实际上，在刚波以及和塞尔格身上，都有着某种现实造成的隔阂感，卡车的偏离，传统的解构，都成为他们遭遇的困境，而“进城”似乎又加重了他们的这种不适和尴尬，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隔阂和矛盾。刚波是和塞尔格一起进城的，在他极少的进城经历中，这次又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妻子帕格玛让他买避孕套，因为只有这个器具既能使他们享受男欢女爱，又避免尴尬和政策的处罚。但是“买避孕套要问喇嘛”的刚波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种现代文明，他进城也像塞尔格一样偏离了道路。骑着马在热闹的街上，他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被经过他面前的男男女女所吸引，他买冰糖葫芦吃棒冰，他注视男女的接吻和拥抱，他坐一个小时的旋转飞机，当然，他也和塞尔格到酒吧喝酒。

和塞尔格陷入到浓浓乡愁而无法自拔不同，刚波是被这样的现代生活所吸引，其实，面对现实，他们采取的是相异的方法，一种是在自我沉沦中迷惘，一种则是新奇感受中慢慢融入和接受。而其实这两种对待现实冲击的处理方式，在刚波回到草原的那个梦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骑马而归，马上却多了两件东西，一样是城里人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一样则是传递信息的电视机，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沟通的工具——刚波被吸引的那对男女就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所以刚波带回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草原上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象征。当刚波吃了从城里买来的罐头和饮料，陷入到那一个梦里的时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对骑兵，烈烈的军旗，嘶鸣的战马，将他带到先祖成吉思汗的时代，而邻居巴亚图就是那个成吉思汗你，自己的妻子帕格玛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妻子，他们问刚波的问题是：“你是蒙古族人？兵器呢？战马呢？你为什么不进攻？你为什么要进城？”在刚波无法回答的时候，他们将他捆绑起来，而这是塞尔格出现，他的卡车停在山头，正在向这边呼救。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将塞尔格也捆绑起来，两个人被五花大绑，而那台电视机，那辆自行车，那辆卡车，都被毁灭。

一个梦，逃逸在现实之外，却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破坏方式，邻居巴亚图曾经就是一个整天弄得醉醺醺的人，而他的这种醉态与塞尔格远离故土时在酒吧里的醉态不同，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融入，他整天骑着马无所事事，却总是带着小红伞、红箱子，还不断给刚波一家带来礼物，一只玩具喇叭，一个香蕉，一只苹果，一个鸡蛋，或者还有一张自称是在美国弟弟的海报——分明是史泰龙的影视海报，便成为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而当他在刚波的梦里变成成吉思汗，却也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破坏，自行车、电视机，卡车，都不能在蒙古草原上存在，返祖是寻找一种根，但是却是破坏性的。一种是醉态的沉迷，一种是回归的梦，刚波的那个梦其实和塞尔格吟唱的俄罗斯歌曲一样，呼唤着英雄的解救。塞尔格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就是怀念那个英雄的时代，而成吉思汗的旗帜和战马，当然更是对于历史一代天骄的怀念。

在梦境醒来之后，刚波在彩虹之下，跳起了传统的蒙古搏克式舞蹈，而塞尔格也在草原之上，在刚波的女儿手风琴声里再次唱起那首歌，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民族寻根的醒悟，在不断被冲击的现代社会里，在传统逐渐沦丧的生活里，蒙古精神、俄罗斯精神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坚守？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对于个体命运关注的电影叙事，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现实情景，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拍摄这部电影是在1991年，而1991年的履历上不仅写着他的团队创作历程，也写着那个叫做苏联的国家的解体——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似乎在逃避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塞尔格就像是那些流浪的俄罗斯人一样，在偏离的道路上寻找归宿，寻找心灵的故乡。而蒙古，曾经创造了帝国伟业的民族，也在一种历史的翻转中陷入在迷惘里。

“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也许是要延续祖先前进的足迹。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本土与外来、人类与自然，都变成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探寻的主题，但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显然并不是要恢复那种辉煌，并不是希望依靠英雄来救赎，英雄主义只是一个梦，当刚波骑着马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尴尬的英雄，而骑着马的巴亚图甚至穿过了塞尔格约会的那个走廊，穿过了小女孩读着十月革命那些文章的那扇门，也穿过了到处是自行车的街道，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没落的超现实影像。

沉沦和救赎，醉酒和英雄，其实都是一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逃避，而当最后那套马杆竖立在山丘之上，刚波和帕格玛继续着男女欢愉故事的时候，这一种坚守和妥协的矛盾越发显出其哀伤和尴尬，“我就这样出生了，我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名叫铁木真。”第四个孩子是一种继承还是一种反叛，铁木真预示着新的蒙古时代的到来，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当那片草原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当那套马竿的地方矗立其巨大的烟囱，当“我”的声音被电话铃声粗暴地的打断，现实或者是更为困惑的存在，“我已经结婚，但暂时没有孩子，去年和妻子去了贝加尔湖看俄罗斯人，明年还要去洛杉矶。”结婚是一种归宿，但没有孩子，亲近了俄罗斯却也要接近欧美文化，这或许才是最本质的融合和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