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电影《满江红》，也看了不少影评，但始终找不到我心中想说的那个评论，于是就执笔写了这一篇短文。

《满》片以光怪陆离的演绎手法，抽丝剥茧中寻找破案线索，剧情和人物不断反转，最后只为背诵满江红，爱国之念“若然纸上”。张导能够把历史故事拍得如此扣人心弦，确实功力颇深。可惜当今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泛滥，《满》片始终商业味道过重，剧情反转缺乏合理逻辑，硬核反转使到人物性格显得突兀而不自洽。相比之下，西班牙片《看不见的客人》、印度片《调音师》和《万能钥匙》的高智商反转剧情来的更自然更舒服。当年拍《活着》、《归来》和《山楂树之恋》的张导已渐行渐远，这也是我对张导转型的最大不满之一。接着想讲的并不是影片，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一些被误解的观点。

以前读《满江红》总会对岳飞的含冤致死特气愤填膺，为南宋江山社稷轰然倒塌而感到惋惜，也为宋亡之后无华夏而深感叹息，自宋亡以后中华文化传承从此出现断层。但有时也会感到纳闷，为何忠贞爱国志士会被冤杀？况且岳家军当时也是唯一能保住南宋江山的抗金部队。在我印象中，岳飞是位能文能武之大才，武能上马提刀杀敌，文能提笔撰文著书，写的一首《满江红》可谓汪洋恣肆、一泻千里。而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何又锒铛入狱被冤致死？

自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刻进了华夏民族每一个人的骨髓。岳飞作为岳家军的统帅，固然应深知儒家的君臣之道。不知为何，岳将军却乱了辈分，竟三番四次向高宗皇帝提出立储之事。虽知立储是安邦之大事，但也是皇帝的家事。难道岳将军对高宗年少时在战场因惊吓过度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一事真的浑然不知吗？皇帝最糟心的事情竟然作为国家大事当众谏言，甚至还建议立某某藩王作为太子，那又是什么意思？岳将军是想拥兵自重还是干预帝王家事？在当时的党派林立的朝政，岳飞并没有僭越之意，却犯了官场之大忌。皇帝最忌讳武将建议立储，这无疑威胁到帝王家的江山社稷，高宗对岳飞不满之情油然而生。

从小就听说过皇帝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故事，都被岳将军爱国热情和民族大义所感动。然而，皇帝用十二道金牌也调不动一个将军，那也太不把皇帝当干部了。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见金牌如见皇帝本人，十二道金牌都不为所动，难免会使皇帝有所猜忌。战争打与不打应该是决策者去管的事情，如何打才是将军要做的事情。无故皇帝的授意而执意去追打金兵，这无疑超越了一个统帅应有的职责。另外，靖康之耻后（徽宗、钦宗二帝被俘）高宗才当上皇帝。岳将军高喊收复中原，迎二圣还朝，如此一来，高宗的正统性被撼动。高宗对二圣还朝一事有所忌惮也是情理之中，岳飞并未察觉可见其政治敏感性也太低了。

岳飞出身清寒，带领的岳家军也是军纪严明、作风正派。岳飞本人也是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已传唱四方，甚至连自己的俸禄都用作军饷。高宗曾问岳飞：“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可见岳飞一不贪财二不怕死，在道德上就没有任何缺点。这也恰恰是高宗所忌惮的。岳飞兵权在握，且在百姓中名望甚高。当朝皇帝没有抓到岳飞的任何把柄，这对于皇帝来说是一种威胁。毕竟先帝宋太祖赵匡胤当时也是黄袍加身当上了宋朝皇帝，这一幕宋高宗皇帝也应该历历在目。

岳飞自身所拥有道德品质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将死不堪，儒学已发展到没有充分的内涵可以挖掘。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原后，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隋唐达到巅峰。正可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道盛行可见一斑。儒家充分吸收佛道的思想，对儒学加以改良，宋明理学在北宋中期的得到极大的发展，儒家思想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然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对人的约束已到了莫此为甚的地步，个人认为岳飞受理学思想影响至深至巨。

我敬重岳飞，岳飞固然是民族英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历史上也是无出其右，能想到的只有文天祥能与之一比。写此文并非诋毁岳飞，也非为秦桧说情，秦桧肯定是千古罪人，但能扳倒岳飞的也非区区一秦桧之力，唯有高宗皇帝一人能置岳飞于死地，秦桧也是执行皇帝的授意罢了。

高宗作为一个职业的皇帝，在当时的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处死岳飞必然有很充分的理由。往往我们去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时，已赋予了这位人物过多的光环，总以爱国情怀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头论足”，这无疑是不客观的。曾看过李零写的《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书中去掉孔子圣人的光环，极为真实地去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同样，评价岳飞也没必要抬到高高在上的地位，当时的岳飞确实有很多做法极为不妥当，还原真实历史并不妨碍我们对英雄岳飞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