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唱着》所关注的题材一直是我尤为感兴趣的——地方剧团在当下社会环境的生存与变迁。导演马楠将一份对民间剧团的忧思倾注在这样一部花费心血的电影上，从不同角度观看该片，亦有许多思考。

影片大致讲述了经营民营川剧团的老板娘在得知其剧团固定演出场所将被拆迁的事实后，寻找帮助未果，剧场被拆除剧团遭解散，最后在一片废墟上起舞的故事。

是剧情片，更像纪录片一般将镜头对准了以团长为主的一众人，导演的视域里更多的是记录每一种形态，却不进行选择和带有自己态度的评价或批判。影片中有许多过目难忘的片段，让观影之中的我在现实和超现实困境中徘徊游走，而影片中展示的形形色色的人，更是构成剧团生态的必不可少的每一环。

比如，川剧团里老板娘的养女丹丹，白天在方寸舞台上演出，晚上去夜总会做歌女，被养母发现后的惊愕与怒斥，可以有不同的解构：导演设计这样的人物关系，从容地将中国戏剧当下所处的泥泞与另一边崇尚享乐消费主义的灯红酒绿的世界做一番描摹，年轻人都会如何选择早已在心中会意，而这又搭上并非亲生母女的较量，既是老板又是养母，既是授艺的老师又是其拿来养活剧团的学徒，传统戏班的供养之道与当下语境中被操控命运的不满的碰撞，历史和现在的因素交媾，而吊诡的是，带领老板娘赵丽找到丹丹唱歌的地方的是一个丑角形象的小矮人，他在平行的距离带着赵丽往前走一点，再走一点，更迫近“真相”，颇有戏曲舞台上丑角打破“第四度墙”直面观众道出戏里人情的意味。

拆迁前夕，丹丹对着困在笼中的孔雀相顾无言，剧团中已经有人离开了，说去省会的火锅店里表演川剧绝活变脸，挣的钱可比在团里多多了。丹丹也看到了养母的坚持，她选择先留下来，并改造川剧，做出些新奇的场景，给“留座”的领导看。在得知拆迁消息后，老板娘去管文化的地方找过几次，遇到常推着父亲看她们演出的男人帮忙递一下材料，以至剧团精心准备的一场演出为领导特“留座”，但最后也没有看到领导出现，剧团只能就此解散。令人颇感玩味的正是，导演专注地展现了被剧团改造过的川剧片段以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改编的呈现让人不忍直视，这是川剧吗，反正我看不出来，群魔乱舞罢，或许，这正是领导没来，或者来了又匆匆离开的原因所在？

先前说过，剧团生态的构成必然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在《活着唱着》里看到的，就有剧团老板娘赵丽、台柱子养女丹丹、跑“外交”活动的团长的老公老五，一众在剧团身兼多种乐器和后勤的剧团成员、掌握剧团存亡大全的分管文化的领导、对川剧仍旧眷恋非常的年事已高的观众等。这里有一个质疑，我看到有的评价说基层民营剧团的老板个个都是人精，在面对此类情况时即使“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会解决，而导演构筑的情境则令我不由得想到，表面上是因为拆迁影响了剧团在此地的存在，实则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在选择一种服务于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选择开发更多的土地挣更多的钱之间，毫无疑问现实选择了后者，尽管这两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决定他们存在与否的原因不是非此即彼，但在时代的浪潮之中，这样的选择忽视和另一边的大干快上无法避免。由此我们看到了剧团的追随者——年事已高的观众在剧团吃散伙饭的时候仍旧坐在观众席间等待开场，他们黢黑的手拂拭眼角的泪水的时候，不知是为自己的娱乐需求被残忍剥夺的无奈、对被时代抛弃的愤怒还是对现今川剧已改的他们再也看不懂的悲哀，眼泪为谁而流？

赵丽的老公则寻到一条发财之路，他在火锅店商量带人来做变脸表演，赵丽闯进店中还认错了人，被店中正在表演变脸的演员拉住为其表演变脸，何其讽刺？在火锅店表演变脸被视为一种博人眼球的噱头呈现在川剧团支离破碎的团长面前，当不尽能代表川剧艺术的变脸成为一种哗众取宠的存在，令掌握着坚持着传统川剧的剧团团长直面，这是川剧的悲哀，还是传统文化的落魄？当然，我们虽可以大言不惭地批评变脸遮蔽了川剧宝库中的其他许多耀眼杂技，但基层的民间剧团的演员确实需要一门吃饭的手艺，这就不得不回到刚才所提构成剧团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zf的帮助。在传统与市场可以矫正剧团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时候，zf作为保障和坚实的依撑，是可以给剧团自信使其生存的更好。若说zf领导是代表着相对层面上的精英人群，那么平民阶层对于文化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杠杆去平衡其制定和书写历史中的偏差，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偏差，越来越大。

在影片结尾，丹丹载着赵丽夫妻回到剧团原址——现在已是一片废墟所在，你一句，我一声地唱着川剧传统折子戏的片段，是啊，活着唱着，在废墟之上。不仅让我想起了在贾樟柯《山河故人》的结尾，赵涛亦在一片废墟间跳起属于她们青春时代回忆的迪斯科，画面中的背景是汾阳数百年的文峰古塔。而在我们的城市中，又有多少在废墟上起舞的例子？不要等到真正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因为房子可以重建，而传统的断档，失去了其可以被及时留存的年代，便一去再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