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血的每一涓滴细流都为你流过，就像不只你一人，不属时代而为同一或不同的每世代周知的一样，它还要流，直到干涸，直到岸口。
说这番话时听者能想象这与一位经院哲人对天主的表述，尽管这非常冒犯教徒；然而这既不说明贬低中世哲人也不说明这句话作者在变成古人，恰恰相反，上帝的自然化，自然的无限化，正是一种从恐惧到不具名、从愤懑到不贪婪于征服的历程。检验童话，也就意味着检验异常，而非日常。自然“把人物化了。”Ai是一个流行却又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虚无态度的人，因而他的一切表面的邋遢和先锋性反而——对真正先锋严肃的人来说——都消解了。对于饱受教化摧毁的理解体系来说，愚人把他看作虚无的，役于他人的人把他看作政治的。以我的禀赋，思想上覆盖一个人是容易的。但是他只在表达时属于语言，创作时就不属于了。他是我见过的所有艺术家里对语言最为敬畏，表达也最为流畅得体的。为这样的人我可以很早就意识到我必与不能理解和污蔑他的任何一个伪劣审美单位对立一生，他们以他们过度的虚伪和贫瘠斫去艺术该有的自力。一个把思辨当作呼吸和敬神去对待的人，连睡着都要像一把神罚的绞索一样，一定会对同胞理性一向持极度警惕心的，无论是任何感情还是任何理论伦理，既然常常连思辨的根基都没有建立起来，几乎全部理念一向只是滥觞的瞬绪理念，因此当某种美感或者理性在自以为确立时，真正训练过自己的人必感到极度厌倦和排斥空洞，干脆称这类理性精神病人为煽理学家更为准确。我愿意这样说他：这个离经叛道者反而是一个最中庸的人。当然，我排斥的是普遍概念无比较的重要，而不太排斥他的中庸，也不能夸赞他，我爱的是这个生命，头一次，我可以不那么欣赏多数作品的时候去欣赏这样一个生命。尽管作品很多无聊，但他做到了他就是他，不仅需要语言赐予这份‘是’，也不必因困境而烦恼。他关注【就算我[承认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每一个我的族人’，但这份修辞仍能辨认为足够强劲而且普适的艺服感，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因为在语言上他只在概念上精确，多数时候他不是也不打算是那个计较说服力者。我希望族人这个词不会引起主义的解读，因为任何人都会标榜自己无族群性时以家庭保护人的身份对绑匪作出反应。无人能、无人言说、不想被言说也不必言说者，就是真具性格的这个绝对统一体。在生命上是成功的，而我看到了生命，我就不计较张力和艺术。为什么要用思想规训他呢？等他长大，到他这么老吧；这样他就能让更有艺服力的生命给我们见证：他始终如一观看并爱着，他的族个（而不是群，这一点极为重要）。面对这样的案例不得不承认，有时对同族生命的看法与作品无关，而和无形血运的交感有关，不血统、无语言且不是情愫的观察。我们不必说他是我们传统的，或是外人教化的；他就像在我们内外穿梭的圆流胖胖，他的自然甚至比无数标榜自己传统、现代、族群的人更明其血脉。在偏见争执的时刻，他一直原始地已经走到今天，没有一次不变，没有一次不原始。这里说的原始，就是他比其他人更能维系不变，没人说任何人能不变，赫拉克利特的极限放在其他地方吧。就如他所说，不是艺术，不是人，我们不理解，我们解放自己，在那些人们以为童话、机器和动物只是裸奔和猥琐之处，我们重新体验童话，而不是规划童话，这种异于日常，且不能为很多人永恒察知的东西。他的形象对特别关注形象的人来说，就像一只巨大的胖可丁，黑火药海盗船上大胡子摩尔人，懒邋遢猫笨猫，最后的莫西干人，被巨大傀儡师牵制的媒介旗手采用火药般涂抹的语言封他以那么多负面的大使形象。当然人们也不容易想象这个被人们辱骂着，仿佛能聚集民人稍微有点兴趣爱好和转化气愤的怪异形象，可以怎样对另一群孩子充满了笑容。有趣的是人们怎样看待自己，以不同的视角：“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他甚至提到不作为艺术作品也没关系，这话很严重，这才是要紧的地方”，“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有阴谋，就是有有有有有，反正我们做不了。”“人类不能理解，整体印象是什么？很多个和我差不多的东西在运动。”Ai的作品其实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计划性，没有任何娱乐性，关心生命可以不计较任何时空的阻扰，说去就去，当然，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有这种条件，更难有这种精魄，对人的普遍信任，以及强执行力。最真实的东西有时就像恐怖小说和悬疑文学一般引人入胜。没有‘角色’，没有‘设定’，一切都自发说话，即兴爆裂，没有任何噱头，也不打算有主导性佐证，没有叙事性和奖掖需求。像我这样从未参与、充满困惑的观众，与其距离可谓极大，但是平淡的冲击力仍然远超出迄今看过的任何东西，他什么设计也没有，在每一部映像里，都是最好的生命、语言和自然的质疑，你在里面看不到任何享乐，如果你不是带着对生机的热爱你是不可能欣赏和进入这种创造的，或许还要加上一句，如果你非常喜欢享乐，不去几次奢侈店喝几杯水果奶茶就不能证明自己，那么你不可能会欣赏这种作品——我们看到太多偏见和对这些毫无兴趣的麻木之人是怎样对待这些作品的，麻木，诬蔑，无动于衷，充满偏见，说到底，在里面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和任何快感，像‘正义’那样复杂的东西与多数人无关，也难以被无崇高追求者普遍察觉，一部部无机质的作品，它如何容易激发已经衰老民族生命的注意力呢？我可以根据切身经验统计，能有机会认识到的几十几百人中能一辈子持续关注生命变化——我必须用这四个字——的人除去执笔的人，也就是0人，事实上也只有个位数的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它几乎只是记录。除了这样一个英雄外，我还从未在毫无作品奇妙吸引力的方面找到我那么多的专注——我对奇幻的兴趣极低，大部分作者都不能吸引我——影像作品有数十部，这些都是不可能被广泛讨论、深入讨论甚至不可能被讨论的作品，要么是太平淡，要么是太激越，要么是与太多人有关却因为民族生机已经濒临消失而与每个人都无关，要么是题材太艰涩，它自身是平淡的，然而它牵涉的如果联立起来，需要远高于任何20世纪历史学家历史哲学摄影原则治史方略和《尤利西斯》的调动能力。每一部我都能催促自己去看，带有兴味和紧迫感去看，并且在作品中感受到无限的压力，那不是任何乐趣、任何美学，也不是任何痛苦、任何胁迫，也不能称之为直接间接的刺激灵感和改换生活。在我第一次收到他给我的沾染无数人类鲜血的作品、非作品、人、非人时，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我也不将要是、我已是而且注定是那样为了捍卫生命——对于自然来说没有任何前卫可言，一切都不是也不必要是前卫的——不打算与任何——无论是既有的还是任何一个——体系相适应的一种生命使者了。
灵格有两种用法或定义，一种表达风格，一种表达灵魂的距离性，即不只是独立的，而且还要非常不同，只有这种灵魂才是如其所说、如其所创立、如其所（主被动）信的。
对我来说共同体必须要给一个从未表达自己美——这‘美’像一个在社交网络上四处可见而且充满影响力的跳着丑舞标榜美学的富家女，不表达就说明那才是真正的原意——的、不吐露苦水、也从未为自己付出的巨大心血和痛苦专注的代价邀功的人赋予巨大名誉和思想上应有的崇高地位，然而祖国是没有的，也配不上人的。倘若有妥协、变成立场变化和风向利用等利益角力的赞赏型侮辱，即与艺术根本无关的——这正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奖项所作的事情——那么不仅不该计较而且还应该逃避这种荣誉并为此感到荣誉，乃至无论得到多么大族人的诬蔑反而都得到了更高的赞叹。当然这种语境既极端又普遍，它不是狭义而是确切地烙印在每一个生活在普遍却普遍浸泡于无边疾患当中的民性当作，遍布一切有过语言塑造的氛围当中。既不爱生命，也从未达到一种无论是实验、创造、破除偏见和自由组合的自由状态，更谈不上任何基础苛刻自修接纳更多样创作方式的素养的群虻有什么资格去评价这种东西呢？尤其第一条，我几乎在任何一个对他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热爱、不热爱、恨、麻木的人那里都看不到，他们的一切网络空间表达只不过是自己又可以陶醉在什么里面，自己生孩子，自己死亡，无数快慰和小感悟充斥着确切可触的家庭温存。无任何真正属于权利和教养的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属于更高层次的表达，具有冲击性和不受公共压力（无论来自刀斧还是它操控的下里巴人的）损害的自由，而不是这种消解强健高尚为人付出代价却收获文盲奚落的自由。
有关天赋的禀赋思辨完全可以在宗教和艺术中都找到不属于任何一个他们自己来历的通神：“假若莱蒙托夫还活着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中的任意一个也就在也不必存在了”这句话完全与施洗约翰对加利利人的宣言一样；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施洗约翰对加利利人的态度就是托尔斯泰对莱蒙托夫的态度，这个通感无非是说，天才既然存在禀赋的差别甚至差距，禀赋就是不论怎样提及需要学习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东西。天才在脱离世界的意义上甚至就是一个以敏锐颤动造成自身绝对静止者，因为禀赋问题的核心或实质就在于，任何后来学得、吸收、影响、致力、震撼和改变的部分都远远无法和“一开始就已确立的绝对自身”相提并论，因而禀赋的超拔程度就意味着“抗世界的防侵蚀能力”，越静止，越出离思辨科学所能接近的层次，越不可能被影响，其身影所代表的领地，也就越绝对。在封土建制的意义上，禀赋恐惧学术，就如趣味恐惧交谈；狂喜总伴随着恐惧，恐惧也暗藏着兴奋；虻然担忧超卓，超卓担忧虻然；天才恐惧学徒，正如学徒恐惧天才。这个静止还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世俗，世俗几乎等于‘酷爱旅游者’这个称法。哈哈！酷爱旅游者就是从未能真正反射万物而更其如己的人，就是无法成为晶莹水晶般剔透的人，就是靠马不停蹄的游戏丢掩自己尴尬焦虑的人，就是依靠景致罗列的体面脱离永恒的人。这个绝对静止的人不是死者和适者，而是难以被任何他人能买到、看到、炫耀、执着的景致塑造成任何模型的人，因为在历史之前，雕刻家已经自斫过了，体面对遍体鳞伤者有什么价值呢！因而也得到了未来的体面：魔幻的体面。这简直像一种恋爱、自爱：‘酷爱旅游者’：“我将遭逢什么？啊！他们得多爱我！世界得围住我的火像的！”占卜战争的水晶球：“什么将遭逢我？啊！我得多不受他们辖制！就固定在这唯一的处所居住了，以免旅游业使我因施工的痛苦卖出土地；我绝不能因痛苦和责难卖出土地，家，学园，水晶的剔透不停；从此谁也不能阻扰我成为自己！”有一个人说：“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生命就有生命，说艺术让人痛苦的人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那么，一个人和别人性交就能更深入领会创造性的感受？不可能。所以，谈及任何体验都属于每个人因而这种体验就必然不必言说而早已被任何一个都体验过了、不分高低；说生命只需要感受，这无疑是有问题和自欺欺人的。更富于创造性的非总结，更赋予不可说以其他非表现的魅力，这些都在禀赋而不在理论和感知上，只有禀赋属于少数人。那些憎恨创造的人本质上是对生理敬畏和生理探索充满机械的恐惧感，因为它可能太过教育化，太不可触及，或太荒芜危悍；因而要么探索生理是一种不敬，最终带来对一切的迟钝；要么敬畏生理就是一项不可商榷省察的禁律。因而好奇和赋予生机勃勃的意义成为图腾誓死抵触的禁忌。“你怕蜘蛛……你大概从未研究过蜘蛛，你不懂这些东西的性情……”（《安娜卡列尼娜，列文论厌恶‘妓女’或堕落》，拒绝思辨福音书的妓女归正问题，因为厌恶本身不能打开一个思辨，它本能疏远这种思辨……相对地，不喜欢思辨、无力思辨、憎恶艺术者，也可称之为，对他人性情和生命感到厌恶者。思辨是易损的真实，是一瞬间作出更不被传染的领主职权行为，最难的只能属于最不能定义的人。“社会要求使人……表面越是顺从和尊敬‘一切‘，心里就越是不尊敬和越不爱”。）一个创意真正的性格和价值，不是继承与批判所能容纳的。传统和批判怎能创造禀赋呢！纸上记录的理论不及禀赋万一。现在我们或许已经在几代图腾科学和宗教科学领地的递进探讨中得到了更多开阔深入的印象，但如果凭借自信而不托付与诸众教育的禀赋，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设想除了现在执笔的这一个，还有其他能在培育过贡布里希式思维之前就意识到的“体系无非是一种安全、稳定和安定，古代人为何不喜提倡创新，这个问题就在于一个足够安全的体系就足够完成它针对古代人日常所需艺术宗教世俗的全部职能。”如果一个体系充满不安全感，它当然要视一切成体系般健全的挑战为主要的威胁，与图腾禁忌不同的表达和宇宙观本身便成为一个族群主要留心的代表恶的苗头。性的例子只不过是最细小的一个例子，当爱情、美学、超验感、宗教、思辨、理性、情绪、崇高、虚无、性格、道德、人格、灵性、艺术、创造、主奴、自由、独立成为普遍能标榜的标签时，也就不能充作真实。每一世代必须重新应对这种失去意义的挑战，即便被学者当作只是回归原始词义，这也是必须提出的。任何人都可以的，比如写作、绘画、演奏、表达、亲爱、性欲、烹饪、哲思、出版等等，也就必然预示着大部分人并不可能达到什么高度，甚至真实，而就只是履行一种专业甚至低廉感而已，怎能有人相信，只要能成食色创作，就是最真切意义上的实践呢？每个人都能性与烹鲜，然而不是谁都能超越，也不是每个都值得赞赏为超越；每个人都能时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而只是与任何其他个体、群体和生理职能毫无差别地运行而已。要想不是这种人性，就必须让人性变得更不为‘他律和普遍职能化‘所宰。非功能化的人是可能的，尽管数千年来，就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哲学上这个分布就更稀薄了，因为清谈或运动并非真实的健全，而只是言谈的健全。不存在古代就有优势这一真实，因为任何健全都是想象出来的，如何与幻觉共处，是思维要处理的难题之一。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行为神话之所以变得愈发稀薄，也正是每个自诩实践这些意识的人，甚至只剩下“健全的姿态”而已。真实的行为难以存活，本身就意味着，最健全的生活，也只是生活在最稀薄的地狱，即这个充满光明许诺的地上世界（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醒来的人的稀薄之意。）。自由的人对理性病态的批评不是能以反过来的立场来说的，这奇怪的单方面理据是因为，当一种职能甚至除了职能什么也不是时，就连职能也不是了；这就能宣布，当一种哲学、一种艺术、一个被万千思维所属的体系居然是相当明确、固定、标准、显像和目的化的系统，它就再也不匹配为一种哲学、艺术和任意“可怜的法的健全”。在商业概念所涉及的意图本质这一例子里面，我们已经探讨了意图错位所能谋利和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一方根据谋取利益的，正是另一方为止付出信仰代价的，这样，商业故意的意图错位，就是赎罪券式的宗教疾病。当然，这些还是病理探讨，一旦涉及针对商业恶行的治疗行动，就变得非常微妙了。意图的真实表达，不畏惧指摘的真实表达，是个体遭遇社会，人遭遇恶心、疯癫和困境等压迫最主要的冲突点，社会的多样本身就阻扰真实独一的创生。因而能否不受裹挟地吐露意图，而不是商业意图，就在任何创造的绝对价值上面显得异常重要了。到此，相信已经解决了创造和伪劣足够多的问题，剩下的只是听众根据勇气禀性的选取。无论如何，无论思想多么深刻、独创、有意义、具有力量，它都不能改变，任何世代，具有勇气禀赋并坚持禀赋，直到禀赋的极大化者，总是少数，这才是任何有超越性价值之物只属于极少数人的真正原因，比起这种根源来说，理论和思辨只是最小的一块巫斑。天才艰难地苟活而最有尊严地永活着，因为祂只依据自己的律，不依据他人的律，这对于执著于社会理论的人是多么大的冒犯哪！天才解决的是自己的终极焦虑，把悉达多或现代作家称之为精神世界的革命家毫不为过，而那些从未处理过自身局限性和精神省察者动辄对创造进行批判就是非常畸形的、转移焦虑的人格作祟了。天才不因他是否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贡布里希、实地学习过意大利绘画而有所变化，永远属于自己，就像尼采晚年才读到的俄国作品无论多么给人震撼，都不再改变他的由来的早已成熟和早已建立，这与任何一个不打算读他人书、无论认识和决裂多少范例，都在身上无法留下最笼罩性的印迹十分相同。对于禀赋型天才来说，在发现自己皈依的节点时，就再也不存在其他同差等的启迪和改变了；或者说就在自己皈依自己的瞬间，祂再也不能皈依任何人，任何人再也不能施加同等启示的辐射注意，即影响力了。有时简直像没有任何家园，没有任何父母，没有任何师承的，从物中迸裂出生的一个新的物种，自己的实践反而由其他人佐证，而不是成为其他范式的花絮佐证，难以捕捉任何手法、任何传统的天外人形，一座废墟，一座学园。末人问；“您来自什么家族？师承何人？”精灵回答，或被当成一座废墟，或被后人皓首当作一座学园：“我不来自任何家族，我不师承任何活人死人，或是活死人”。“那您不永恒，我们永恒”。“恰恰这句话宣布了你永远不可能永恒。”
在《So Sorry》里面开头提到了权力运作的双边关系，互相都不必抱幻想，尤其是权力本身具有苦衷，而公民没有什么这种类型的苦衷。他说到的任何一个表述，都远比所谓的任何“主义”更深刻，这倒不是说我特别喜欢碎片、从来不看书、没有形成任何体系，恰恰相反，在如此多的体系中，我进得去也出得来，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更比具有创造性表达的体验有意义。迄今为止我还没见过任何一个主义者具有他的深刻性，尤其是非建制派，他们甚至对这种作品也没什么知识和兴趣，这是匪夷所思的。有一天他们可能也会引用他的句子，把他作为安那其先驱和一份子，然而我始终要人注意到，就是任何他们所信靠的主义，远远比不上艺术对社会的思考深刻。差距大到这样的地步，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艺术本来不一定思考这些，不带有这种目的，却在为了生命质量的实践当中不得不超越一般主义了。当然，这种艺术的博大，也仅限于他这类型的人，其他的艺术家就不敢恭维了。权力甚至可以发出这样的疯话：只要你询问生死的问题，你就是特务了。这个地狱世界荒谬到这个地步，为生死付出心血的人被诬蔑为“20年”；而诬蔑人的零件说：“我玩”。这是什么表情？也许只有最病态的表情，宫野裕史的表情，能和这种表情相比。在这个相对主义竞赛当中，他是一个强势而且公平的人，尽管大部分人受的教育或许无力看出这种情况，也无力形成无偏见印象，但是他始终是透明的袒露者。对于“拍摄”，或“强势的反拍摄”（这两者都是他工作的持续使命）的扭捏不适，是跟踪者的主要特质，也是任何部门人员的主要特质。一个极度透明、热爱透明的个体或团队和一个极度憎恶、防止、回避透明的公部，形成了极为有趣的对比。尽管这种强势求真的意志总是不可能战胜具有长城堡垒特征的连环城堡，他却能在严肃和反讽之间找到使每个不愿承认自己可笑者捉襟见肘的闹剧式破绽。在这个巨大疾患的公鸡城堡当中，公鸡普遍认为他是个无聊的人；然而和他的有聊相比，每一个跟踪他的人却是那么真切的无所事事！在14‘宣读的熊猫笔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龙眼花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仅仅为了观摩极度表面的戏巧！如果不存在这种极度现实的戏剧性对比，人们或许永远也想象不到，古今小说中存在的极度热忱和极度虚无将会怎样遭逢在一起：一个受到内在感召把生命质量当作全部使命的个体和一群只能看到表象不断为稻粱荒废空虚时间拿捏他人生命并感到空洞的欢快的人，将怎样聚集在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戏场！在这周围就是刚刚死去的无数冤魂，人类是怎样麻木采会参演出这么可笑的一场场操尸闹剧舞？就在这个名利场，几分几秒钟就能凝缩了徐辛导演记录了几十小时的人寰修罗场。’是谁？干什么？为什么？‘这是他问每个人的问题。在这个永恒的人寰修罗场，必得与他人全无生涯交叉，才能证明一个人似乎是怎样的清白。如果结合今日世界教育的贫瘠状况，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却仍十分不平地陈述我们对人类心智饱经实践检验的真实意见：多数人甚至不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在做什么；要想了解现代艺术和文化行为乃至最基础的生命权力（替代’人性‘这个被侩化的概念。），对人们是多么困难。无其他遮蔽地论，他是个顽童，以他的强势和容纳——他也很容纳城堡的机械，他一向如此，但并不接受；这是其他人对他的不满。——做永无岛的乐事，尽管是面对惨世。为什么爱他？我也会问这个问题，问自己如何从较为表面的方面回答责怪问题。艺术家几乎都是视觉性的，视觉的刺激性和商业性已经不言自明的东西，视觉可以服务于让人省察悲惨的否定或负面的先锋艺术，但我们在世界上得到的可不是和课本幻想那样好的经验；这一切表象的商业、成功、虚荣、浮夸和崇拜已经彻底暴露和席卷了人类渴望和可能穷尽的一切呆衣饰的全部，一个个空洞、可复制、脆弱、昂贵、赏味、群醉和模仿的舞姿、身份和拥趸连成的自我感觉良好世界。甜蜜、柔美、肉糜、华丽、喜悦、哀婉（包括所谓文学美学包装的性受害文学，原谅我。）……唯独没有内时间的艺术，一切都是表面：美少女、Cosplay、Lolita、海外、留学、唇彩、纹身、歌喉、流行工业、俄意法德哲学物理学存在主义分析文学哲学能指。一个不满口背后机构、种姓身份、弄姿技巧、华丽昂贵衣着、张口闭口思潮概念的名人简直是我们社会最让人鄙视的东西，无法上得台面。我怀疑他是否能把绝大多数（艺术家尤其会有的？）（人会有的）自恋抽出去？他似乎没有美丑意识，不是迟钝，而是离开了美丑。看见他怪让人（美人？美猎人？少女？）不能得到貌美、身姿、服装等审美舒适的各自状貌，越看越亲近，这是离开了艺术的亲近？当然也不是好感，如果是好感就不必看到这里面的毫无美丑了。无偏见和无偏见的对话？这当然是理想概念的用法。破除偏见和破除偏见之间的影响，大抵如此。你是谁？你不穿美？你是什么东西！“土”，这就是最早看过他作品的人在十年后对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在我扩展翻译之后，就变成了：“哲学，艺术，精神世界，先锋派，都太土了”。而我们这位导演，他穿着什么呢？可以说，如果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恐怕每一个人依据穿着都可以把他当作农村炕上的老太爷，和任何思索过自然的人八竿子打不着，更不要说关心其他抽象事物。有一张两个辫的照片很常见，因为使用他的人可能也就选取了类似自己的那种怪异，但是我眼中只有他，没有左小，这张照片没有任何美丑可言，它是完全不能为任何人身上刻画和定义的那种东西，它是从所有人身上可能有和归纳的东西里脱离的那种东西，它是属于人的怪异，它不想属于任何人，而且轻松就做到了，那种其他人需要精心装扮、变得审美的、标榜自己之物。这两个不像辫子的辫子使他像个美国胡子扎辫音乐家，他戴墨镜走路像冯小刚拍的疯魔片角色，尽管他唱歌真的没有魅力。如果不是某种不可知的、非缘分的天性作祟，我可能永远无法想象，年少时也与任何热衷打扮美学一样的自己能在未来对一种、一切完全无美丑甚至在公众眼里极为庸俗或避之不及的有机体充满喜悦。不看后半句话，他是那种“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的人。（李景亮《说渊部·李章武传》，这段话我非常喜欢，也许不修边幅有神气的人有不少，但是仍算酸腐古典中特别能突出今人迂腐的反证典范。）
身体开了两个洞，他说：“将来当乐器了，我就”。他喜欢做手势，但不要以为他是别人，他做手势就只是做手势，他从不是一个立旗杆主义者，所以他才那么真实透明地做了那么多工作，高效有力地改变了足够多的东西。有一个细节我不太清楚原委，德国人一般不会对拍摄发表意见，是因为不排斥？习惯？部门规定上认为没关系？为艺术家开灯？“我在一个压力极大的社会，所以你给出的任何意义都可以是xx性的，所以对我不是我要发表xx见解，而是我要尊重我的状况……”（34’45‘’），这说明不是他xx，而是他不得不被官方和民间双方解读为这种性质的，也可以说，只要关注生命质量，就必然关注信息、公正的生命透明权，这就是他人不可被无名化的权力，这就不得不是xx性。我没有记住他的很多话，事实上都忘掉了，我把他当作让很多人厌恨的黑魔法师第二，不是因为语言多么奇妙，而是他内在的节律。现在我找到他自己的语言，他终于可以帮我解释他自己：“我不抱任何幻想；不吓我自己；而对此付出责任”。不抱幻想的付出责任，恰恰是一种极强的张力性悖谬，那就是被无数庸人因此理解为“只要无大想拴牢即是虚无”的“因无反有”。尽管这种哲学几乎不是哲学论证素能达到的，因为哲学论证是为多数人论证的，换句话说就是“讨好非思辨者”，表达得更种姓一点即“柏拉图讨好民众”。相信民众也不会认可这种说特殊人物做到了就真做到了的说法，但是谁要在意他们的看法呢，如果在意，那就得花无数力气去“论证“了，然后使自己变成木心所谓的”伟人“而非独个了。正是因为一般人绝望后就再也没有责任了，所以才把裴多菲式样的张力当作无意义本身。“我不想为女儿拿这笔钱……我希望的是人们能记住她；她叫做杨小丸。”所以我们听到“ART”（大写的艺术，可怕的东西，——贡布里希第一篇。）世界的、以大艺为理念的主办方说出我们不奇怪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美学或中国当代艺术史，来欣赏这个展览或了解这个展览吗？”相对地我们也猜到了他会说的：“不”。当然，不论我们把他和观众的市场或评委怎样较好地打成一团怎样理解，我们都该看到和他的简洁和严肃相比，一切对他的媚俗介绍，无论是外部公关解释的还是捧杀的，都非常浅薄，因为他们并不真想了解真理性的各种问题。从问完问题表达的一系列可笑的话就能看出来了，但没有必要对每一个这样介绍自己的人都这样刻薄，因为如果这样当众刻薄，以后怎能生活呢？让浅薄的人难堪，得罪事小，让人的支持变得羞耻事大。归根到底作品是属于创意的，人们无论怎样接近也接近不了，人们总有机会毁灭作品的，要和这样一大庞大的、每年都生出很多的未来人作对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所以他也会说：“是拍我吗？没事，没事”。“你别着急……你怎么能乱进这啊？他是领导？哦哦，他是工作人员，那就更对了；这下被我认出来了。”这是一个悲喜剧性的苏格拉底时刻。人们或许把律师当作‘相对主义’的，这是夏民最主要的反感依据，似乎夏民因此成为了受尧膏者；然而一个强烈关注对方行为的人，就不只是一个被动和拒绝被管束的姿态，而是一种积极对抗的‘相对主义’姿态，这种相对性甚至简直是一种针扎的价值实践了。我不愿意把概念狭窄化，也不愿把概念狡猾化；但我更要注重和澄清的，是概念永远跟不上实在，无论这个创造者是多么富有犹太式的天分，即我们要根据实在作出重界定，那么这种相对在我就不是旧概念中的，也不愿频繁使用了。真正的人就是总是例外的那个人，他不是蔑视公共性的个体，恰恰相反，他是最关注公共性问题的人，因而他也就比谁都知道公共性的狡诈、不足和侵略性已经把公众毁灭到怎样麻木的地步；这就是超越概念的人。在语言和实践中出现如此颠倒和强大的明确分歧而非张力，这就是超越概念的人（名家式的）要彻底检查的：你说不动手，你为什么明做着还说反话？这是他最不容忍的地方，只要不动手，你作什么，他就作什么，他并不惧怕也不管你。你使用暴力时，为何隐在群体暗处？这是他始终询问“你是谁”最主要的根源。或者有人感到，他是一个太尖锐的人；但真正体会到内在结构的人，会说，是尖锐诞生的尖锐，而一般人早已失去了识别尖锐的能力；是对尖锐作出应对显出尖锐，而非应对本身是尖锐的，注意到作为应对的尖锐的主动性，就要注意到同等尖锐的源头性尖锐。因而他的尖锐是‘为对等而作’的尖锐，至于完全丧失、早已丧失这种与龙相对的对等意识的人，这些概念就不必再提了吧，他们听不懂，也无法运用这种强烈的清醒意识去约束和鞭策自己。“别人是谁？我是谁？我为何要遵循这些？”这需要在行为的不断针对中得到调整和体现，而不是以既定哲学——无论多么流动的——去提前答复。不是安慰——人们以迅速、循序的回答尽早为维系自己的安定提供安慰——人有比安慰更强健的东西。
我一般2小时一个时间块，因为睡觉是7，做饭吃饭是2，只剩下15了，就算15小时做一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把一件事分成7份，大块的为主，小块的辅助也积累。因为感觉时间不够才能敏锐察觉时间的。最好在吃饭之前已经强迫自己工作了4-5小时，早饭之前2小时，这样能把疲惫分开，疲惫连起来就难做事了。意志力很难，因为变数和环境都能塑造人。
2009年的他真可谓是无与伦比的人。整个2009年都是在儿童和死亡中度过的，无限的名字、无限的罪孽、无限的记录、无限的麻木、无限的无望、无限的悲惨、无限的死亡、无限的无与伦比、无限的幼小、无限的碎裂、无限的稚嫩、无限的记忆、无限的心虚、无限的管控、无限的扶助、无限的影像、无限的无限、总体的无望生命。
对这幼齿惨烈世界无限凄凉的关注也是从2009年开始的，也许。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在他之外，也许是一无所知，再没有同一个这样的儿歌之友了，尽管记录和挖掘出来的、抢救的名字，是不亚于残酷的、抵抗残酷的残酷。无论是屁孩还是成年人写的童话，似乎都不会真正想要这样的残酷。但是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残酷，倘若残酷只有一个意义，而没有另一种意义，那规定这一概念的标准提供者就太可恨了，残酷必须也分为人们无法想象也不可逃避的东西和无意义且动用黑恶的残酷。
这张照片我只在同时代认识的人那里看见了一幅，唯一的一个，其余的人，我一句话也没有。对人的这种态度，从2009年那种节点就开始了。凡是不能面对和记录，改变这种记忆的人，都在我放逐之列，我要让生命之神伫列在每一具被人的快乐抹去的尸体之上，因为他们不是出版物，是被瓦房毁灭的儿童。
即使是早已对此没有激动的执笔之人也不想停止这种感情，这种感情到死也不能停止。
这种感情到现在也是她民族必须该有的日夜的噩梦。我无法饶恕任何一个完全与我无关然而放弃了噩梦的同类。（我又反复看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感情比整理更有创意。）
脑，inflation。这张照片我始终认为像外星人电影的照片，但我记不住了。这是什么时候、怎样导致的？这只有密切关注过他的人才知道，那就是在09年妈蹄之后。就像人们总会怀疑付出挑战一样，从影像里也看不到到底他是真痛还是不痛，但这对我不重要，即便我不能体会和了解现场，我也不能接受反面的病态。不知为什么，我看着就像富坚义博的外星作品。
其他人是地球人，无法表达任何本该表达的东西，作为同时代的、没有死去的、本该宣出我也在同一个场所、同一个时间、看过同一件事的人。看过了，但没能说，而且也缺乏这种能力，更不要说觉，实际上人自诩是超过了，所以才不表达的；然而让祂们表达却再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