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时旸）

“他们也是人，也许无法劳作，可他们会笑、会痛、会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独立个体。”德国历史学家、记者格茨-海达-阿利在自己的著作《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中这样写到。那本书揭开的是一段在如今看来几乎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相信的历史，第三帝国期间，大批生活无法自理的病患、智障和身体残疾人士都被默默地执行了一项“安乐死”计划——当然，被称作安乐死或许并不准确也不道德，因为那些人走向死亡并非是自我诉求，而是权力强迫的、无法选择和逃避的终点。在那样的语境下，“安乐死”变成了对暴行变成了一种装点，矫饰又虚伪。像那本研究著作一样，这部《八月的雾》也同样直面了那段历史。故事选择了一个孩子的视角，见证了一座“病院”之中生命的消亡史。

战乱之中，无人照顾的埃勒斯被暂时寄养到这家病院里，这其中的很多患者都是无法治愈的终身残障人士，智力低下、身体残缺，绝大多数都无人问津。埃勒斯是个正常的孩子，调皮又善良，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之于这座沉闷的病院，他成为了一个闯入者和窥探者的角色，他在同龄人之间打探消息，在一个又一个病房之间来回穿梭，在帮忙之余也成为了一桩桩暴行的目击者，他开始试图阻止这一切，但自己也沦为了牺牲品。

从影像呈现上讲，《八月的雾》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它故意克制的拍摄手法在不经意间消弭了很多强烈情感的冲突，让整个故事走向显得平淡甚至平庸。但从主题上讲，这是一部提出的问题远远大于影像本身的作品。它拷问了道德和人性的众多层面，更重要的是，那些叩问放置于今天，仍旧不会显得过时。

病院的院长是一个稳重的男人，他妥善管理着这家机构，对孩子们悉心陪护，对国家和社会有着炽热的爱与责任感，就是因为如此，当他接到命令，需要为“民族、国家的未来”而销毁那些“无用的生命”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他不但坚决贯彻执行，而且还极尽专业能力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如何能够更高效地、更悄无声息地让那些生命消失。从注射药剂到发明出一种毫无营养的“类食物”让病患自然饿死，这是这位院长的一种“忠诚”。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也还承受着某些心理重压，他认定自己的所为是为了国家更纯净的未来，是为了减轻不堪重负的社会负担，但是他却在系统性地杀害人类，他是一个倒错系统的受害者，也是那个系统中的施害者，他抱持着自认为的最崇高的情结进行着最低劣的杀戮，到底该如何对他进行道德判定？

其实，不只第三帝国时代，很多科学界人士都有过对于“净化”的痴迷。美国在冷战时期也曾系统性的对一群智力和身体残疾的孩子进行过人体试验和研究，那一切被写成了一本名为《违童之愿》的书。所有对于基因进行“净化”的初衷是对于逐渐衰弱的未来的恐慌，他们企图用纯粹科学的方式剔除那些给当下和未来可能造成负担的生命。但问题在于，这种行为不可能抽离于现实，被限制在纯粹意义上的科学范畴内，它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和人性，它会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那将是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那些“净化”的标准是人为的、游移的、完全无法客观化和确定的，最初，人们觉得一切标准都显而易见，无论智力还是身体残缺都有指标可循，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状况才真的符合要求呢？比如，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外表让社会觉得恐惧”。麻风病患者的后遗症可以被纳入，那么长相丑陋，审美不符合大众喜好的人群该不该同样被净化呢？更何况，这些标准还可以无限拓展外延，那些反对派，挑刺者，该不该被消灭？就如同《八月的雾》之中的小男孩埃勒斯，他在病院里到处破坏那场行动，院长不堪其扰，决定把他也纳入名单。助手小心地说，“可他是健康的人啊。”但结果呢？还是沦为了牺牲品。这种“溢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一旦被人接管了选择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人篡了神的权，最终会让一切不可收拾。

小男孩没能看到那一切被废止、那些人被审判的那一天。但更令人心寒的是，在现实中，多年之后，当一切水落石出，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对那一切要么故意淡忘，要么讳莫如深，仔细想想，那难道不是另一次冰冷的谋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