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10-19

到阜阳六百里:映照现实的难度

如果望文生义，《到阜阳六百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庞大的、突然冒出的压路机，从许多人身上碾压而过，人们甚至没有时间蹦出乡愁一词，便浸泡在了趋同的麻木生活当中，喘不过气。或者，当人和物一起改变，现实的东方土壤已经不适合出产乡愁，更不会有西方的《尤利西斯》。华语电影里最近一次乡愁的现象，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

开头归开头，《到阜阳六百里》要说的并不是乡愁。相比把乡愁实物具体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过去的《钢的琴》，秦海璐饰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拒绝回家。换句话说，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传统的进城农民工。她好像适应了钟摆一样的城市生活，但有时候又会跟不上摆幅。曹俐不同于谢琴的女儿，对方一头扎进了城市的物欲洪流当中，她是一种暧昧的身份存在。外表可以跟都市人无异，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她置身城市的浅水区，却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又在说归家，这种归家愿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号，它更像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某种残留，历次清洗破坏都无法消除。比之直面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到阜阳六百里》虽有写实主义的指引，然而由于邓勇星的台湾人身份，他始终跟现实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离，空间和镜头都隔开了一层。电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乡以及谢琴身上，它制造了一个扇形的故事结构，先铺陈展开，然后突然收起。曹俐以外的电影人物，他们都有了某种命运转变，惟独曹俐还留在城中，电影什么都没有多说。

记得那回映后交流，有观众提问，为什么最后突然就没了，将归途上发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为拍摄有难度。导演说不知道，大意是觉得这样没了也挺好。从这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阳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戏剧性——即便谢琴撞见女儿表现得很戏剧性，但是放在春运这样一个题材，多数内地观众便会觉得：你表现农民工这样一个题材，又是老大难春运，年复一年，不说电视新闻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那是何等惨烈，每个人却内心决绝。

与之相比，跟电影的配乐一样，《到阜阳六百里》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它甚至刻意营造出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类似于“大家都可以很好”。我突然想起朋友评价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台湾人民太小打小闹了，如果要体验真正的生不如死，来内地一趟便知道了。很显然，《到阜阳六百里》也有相似问题的存在，当电影映照现实，并不是说蜻蜓点水的处理方式不好，毕竟有时候，想要做到点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功力。可是春运这种宏大主题，一旦电影难以深入，反倒是发表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那么，观众心有怀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说，《到阜阳六百里》是在讲小处，小人物，小故事，它并不需要去制造场面，满足观众的期待。的确，《到阜阳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边抄袭，一边普及人心向善，电影确实在讲底层，住的破败小屋，连哑巴都放了进来。这还不是弱势群体，那就稀奇了。只是一见到这类特地设置的哑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绎方式，我总会想到台湾电影的一贯通病，包括张作骥《当爱来的时候》，灌满了一股苦情的味道。跟曹俐一样，电影始终没有往深水区走。回想他们改装破大巴一段，电影的调子就定下了，有点不现实，有点嬉戏。这种不现实的评价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其实更加熟悉。【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