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2-02

麻将:杨德昌的暴力与鲜血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