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3-25

东京之宿:东京之宿

日本松竹映画1935年出品
编剧：池田忠雄
荒田正男
导演：小津安二郎
摄影：茂原英朗
主要演员：坂本武（饰喜八）
突贯小僧（饰善公）
末松孝行（饰正公）

喜八带着两个年幼的稚子在东京四处漂泊，寻找工作。可总是一无所获。在走投无路之际却碰上了昔日的好友，好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父子三人的生活才总算有了点着落。谁知好景不长，喜八又碰见了不久前见过的同在找工作的那对母女，她们的生活仍无着落。而喜八的两个儿子善公和正公也成日与那个小女孩君子一同玩耍，喜八同情她们的遭遇，并承诺帮助君子的母亲找份工作。可突然有一天，君子母女二人却不告而别了。沮丧的喜八去买醉，却意外地遇见了已经沦为陪酒女的君子的母亲。喜八叱责她不该如此下作，可君子的母亲却道出了君子突患痢疾，需要大笔钱住院的事实，这是没有积蓄的她所无能为力的，她有的只是身体，因此也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喜八看了十分不忍，于是承诺由他来解决。他先去向好友借钱，可好友却以为他老毛病赌瘾发作，拒绝了他。无奈之下，喜八只有去偷了钱。他让两个儿子将钱送给君子母女，而自己去拜托了朋友暂时照顾两个儿子之后，决定去自首。于是他踏着刚蒙蒙亮的天向警局走去。这时，太阳快出来了。
“喜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被许多西方影评人推为小津安二郎作品的最佳。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小津的默片版的《偷自行车的人》。这些评论今天看来也并不为过，因为这是小津战前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中对社会现实揭露得最为深刻，批判力度也最为强烈的一部。影片再次借由坂本武饰演的喜八这一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战前的日本社会贫穷的现状进行了揭示。这些相对于战后日本经济奇迹时的小津影片有很大不同。战后小津的影片已经转向刻画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以及家庭成员的感情问题。通常是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解体来表现传统日本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其中有着太多的留恋和无可奈何。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小津都是通过家以及其成员来反映日本社会的变迁，及对这种变迁中传统文化逐渐逝去的无奈。不同在于战前的影片更多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生存状况，而战后的则更多地通过描写家庭的变化来反映日本社会的变迁，而在这一过程中的普通人的情感与他们的内心世界成为焦点。应该说这是小津将他一直坚持的日本家庭情节剧逐渐升华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由关注现实状况向关注普通家庭成员情感变化转换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回到这部“喜八三部曲”的终篇来看，此时的小津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现状可以说是极为不满的。虽然他没有正面描写军国主义上台等政治问题，但是从很多细节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他对战前日本经济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社会现实的控诉。如：落寞的街道、大量无家可归的挤在小旅店过着有一日没一日生活的人们、路上的野狗、林立的烟囱等等。但小津始终是温和的，所以他并没有像同时期的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左翼电影）那样对社会现实去强烈的批判，在他这里更多的是无奈。如父子三人找不着工作时喜八与正公的那种认命心理的表现。以及他不是直接而强烈地而是通过大量的细节去对社会进行批判。像父子三人走在马路上找工作时，背景总是出现大量的高大烟囱，以及被人拒绝后的相同反应。有如此多的工厂，可一个熟练工却还找不着工作。又如捉野狗换钱这一细节更有双重含义，野狗在这里成为了环境的阻碍，捉只野狗能换得父子三人一天的饭钱，由此可想而知，政府宁可为这些野狗花钱却无法给像喜八这样的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而野狗在这里既象征着喜八他们这样流浪的人，又象征着战前的日本社会。喜八他们这样的人同游荡的野狗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居无定所，朝不保夕。野狗们被送到收容所其命运可想而知，大多肯定是难逃一死，而喜八他们这些小人物其实也同样是走投无路，随时可能死去。这也上升到另个层次的意义，就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其实也是在这种没有前途没有明天的道路上飘荡着，随时可能有崩溃的危险。小津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含而不露，又发人深省。人要靠狗活着，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啊！
喜八身上体现出小津对劳动人民的赞美，他率真、憨厚、善良又乐于助人，安于命运的安排、有时也有些不切实际的小幻想等等。就是这样的小人物组成了本片的电影世界。坂本武饰演的喜八和突贯小僧饰演的善公都表现得极为出彩。喜八身上的那些品质以及他对生活的无奈被坂本武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突贯小僧则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小大人”的表演特点，他将善公的活泼、热情、有冲劲、有点小聪明但又有许多缺点的特点以一种鲜活的方式演绎出来。他有两段戏表现得很是抢眼，一场是他为了安慰找不着工作的父亲而上演的那出哑剧。他与喜八间那煞有介事的倒酒、饮酒和将草根当鱿鱼等都表现出了小人物身上那既乐观又无奈的心情。另一场就是他与弟弟正公为了一个包袱的争执。起先是喜八要去找工作，让善公拿包袱，可是他却推给弟弟，老是被他欺负的正公这次也不干了，索性将包袱仍在了地上，两人闹起别扭来。于是两人都不理那包袱，而是越走越远，当他们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而再跑回去时，包袱已经不在了。这场戏表现得十分可爱。另外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那顶军帽。善公先是嫉妒别人的小孩有，所以他竟然用第二天捉到野狗换得的钱也买了一顶。他说是与弟弟分着戴，可是实际上老是他抢着戴。军帽在这里不仅是孩子虚荣心的体现，也有很强的暗示性。因为当兵在当时是每个日本青年的梦想，孩子也不例外，善公在这里更多地象征了日本新一代的青年，他们年轻有冲劲，有理想，是日本未来的希望。只是此时的小津可能也和大多数日本群众一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军国主义为日本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更为沉重的灾难。
影片的结尾段落喜八为了对君子的母亲的承诺而去偷钱，在这里小津做了个特别的设置。他先是让喜八在酒馆斥责当陪酒女的君子的母亲，这表现出他们这些小人物虽然贫穷，但是活得有尊严。可此时小津又让喜八为了承诺去犯罪，显然他是有用意的。而整个犯罪的过程也拍的很有特点，镜头先是拍刚被好友拒绝借钱的喜八，此时的喜八低着头，神情很是紧张，似乎在犹豫不决什么。接着镜头就转到了一个警察接电话的场景，然后镜头又切到了慌张来敲朋友门的喜八，然后则是追踪而至的警察。这整个过程没有直接拍摄偷窃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个设计显然是温和的小津对喜八他们这些走投无路的小人物的同情，他想让他们能继续有尊严的活着。因此，小津设计了让喜八去自首的结尾。他让喜八自首为的就是让他用这一行动去完成自我的救赎。这也与影片结尾的字幕相呼应：“一个人的灵魂得到了拯救。”
值得一提的是小津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然的态度。如他在喜八悲惨时不是通过用很悲惨的音乐或者很刻意加强人物悲剧性命运的细节来烘托人物命运，而是反复在这一过程中插入美丽的烟花，这个设计在《心血来潮》中喜八将要与儿子分离时也出现过。小津就是这样淡定，他不但不会去刻意地使用衬托人物境遇的效果加强这种苦难，反倒是刻意用些美好的事物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状态。他的这一创作风格在他以后的很多影片中都有体现。最为特别的就是他在人物悲惨或者失意时不但不用低沉的悲哀的配乐，反倒是用欢快的配乐，毕竟天不会因为你不快乐就变得阴沉或者下雨。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不该刻意。对他来说，一切都顺其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