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之乱》这部电影，十多年里我竟然刷过好几次，也许是因为这年头想要再出这样涉及到文艺的电影，这样的创作阵容，怕是不大可能了，只能被迫怀旧，聊以自慰。这电影的亮点太多，缺点自然也是明显的，比如在叙述方面，显得有些杂乱，很多历史事件被挤在一起，演完一出就马上另起一出，缺乏应有的过渡和逻辑上的梳理。当然，这片叫《华之乱》，本就是在表现一种杂乱纷繁的美，美也确实是“乱”的，是打破一种既定秩序。条理太清楚了，这不是美，而是体制。美是对体制的叛逆，于是电影以大正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作为第一主人公，角色设置得相当精准。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晶子是日本现代诗人中并不多见的女诗人，而且是一位一直在工作的职业创作者。这对那个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片中涉及到的大多女性，女诗人、女记者、女演员，都有丰富的个性，棱角分明；反观男性角色，如晶子的丈夫与谢野铁干，作家有岛武郎，岛村抱月，或是女记者波多野的丈夫，却看上去整体萎靡、彷徨、绝望。所以很难说，这不是一部女性电影，至少，有相当明晰的女性视角。而从文学史角度看，晶子于大正时期登上文坛，主编诗刊《明星》，主张激进的诗歌理论，时适逢时代的狂飙，于是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文学史里的大正时期如今看来无疑是一个上升期，变革期，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对个体诗人来说，也就能激发起无限的创作欲。电影给了晶子大量的写作镜头。跪在榻榻米上，把小巧的矮几一挪，就可以开始写作，除了必要的脱不开身的家事，晶子似乎总是在写作，昼夜不息，哪怕是匆忙中，她也总有干不完的写作任务。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写作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忙忙碌碌的，能写出好东西吗？当然，也有人认为，逼仄的生存环境更容易激发好的写作，特别是抒情诗的写作。

不论怎么说，这电影都给人留下了太多传奇化的想象空间，甚至连一上来的私奔和撕打丈夫这样的戏码，都看上去如此浪漫，不仅合乎时代的浪漫，更合乎人性的浪漫。我得承认，在多次看这部电影时，我都是带着享受浪漫的目的来的。我要享受这种“乱”，进而爱上这种“乱”。花枝乱颤的奢靡和颓废，应该成为美的极致。但这一次，我似乎得出了不同的观感。

也许与岁末天寒有关，也许只是现实境遇的问题，我开始关注晶子的生活本身。她与丈夫养育了11个孩子，基本是靠着她自己与家中的老仆及学生一起带大。那么多孩子，光起个床吃个早饭就够忙乱得了。睡着时黑压压地滚一地，醒来后嗖嗖嗖跑来跑去的活泼的身影，嘈杂的叫喊声，催促声，叮咛埋怨声，以及当一切都终于静下来以后几乎习惯性出现的那几秒空镜头，仿佛是在讽刺一个作家竟然可以这么拉拉杂杂地生活，简直不真实。是的，就因为对作家或者诗人来说，现实反而处在真实的反面，这些生活化的场面是我过去从来不屑一顾的，这太不符合预期了。也是最近才发现，其实在表现这些日常琐事方面，导演深作欣二所用的力一点都不弱于表现那些浪漫事件。你甚至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对比，场景的对比，情节的对比。比如松坂庆子所饰演的须磨子表演莎乐美与晶子照顾孩子的对比，比如盛大的文艺集会与清寂的彻夜写作的对比，比如梦想中的情人欢爱与现实中的家人争吵之间的对比。最终，这一切导向了生与死的对比，导向了对生活的责任及对死亡的迷恋之间的对比。

但当所有的矛盾走向极致，便自然孕育了矛盾的矛盾，因为我们发现了它们原来分享着共同的源头，它们都来源于生命的激情，所以这里的死亡，不过是生命最高的激情，最极致的浪漫罢了。只有晶子穿过了一切，片末，在关东大地震的余波与废墟中她说到，自己的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了，最终竟然全都消失了，只有她活了下来，并且会一直活下去。能与这话的惨烈以及那语气的惨淡相比拟的，或许只有之前有岛武郎和波多野秋子的那一场自杀戏了吧。但这场著名的自杀其实是在有岛武郎位于轻井泽的私人别墅里进行的，那别墅里烧着火，放着舒伯特优雅哀婉的《水上吟》，这场景与其说是在表现死，不如说是在表现美，表现死的美，以刺激起人的热血来。三岛由纪夫是最知道这一点的，想想他的那个美学方程式，他太懂得“死亡是最高级的行为艺术”这一美学原则了。

于是在价值观方面，《华之乱》也许会被批为过于“正统”，因为它最终并没有停留在有岛武郎的死，或三岛由纪夫所倡导的那个美学原则上。虽然电影里的很多人都疯狂地、凄惨地、得其所是地死了，但这样的死亡，无论其中的任何一次，或者把它们全部加起来，就能够为这电影，或为这时代，导向一个确切的结局吗？也并不是不可以，只是导演否定了它。作为“脚本”之一的深作欣二没有买死亡的账，虽然他将各种死亡之美表现得摄人心魄，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因为当死亡变成一种常态时，自然便会带出一种超越的需求——如何悖逆死。

深作欣二用晶子这样的一位女性，一位女诗人完成了这样一次悖逆，在电影里，只有晶子从始至终反叛，于是也就从始至终未被定格，她是生动的，也是复杂的。我们的惯性思维总是会阻碍我们把一位11个孩子的母亲和一位倡导激进思想的“左派”人士联系起来，把一位即使在丈夫深陷低谷丧失行动能力也从未真正抛弃之的贤妻与她的私奔或外遇行为联系起来，但只有当这些矛盾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时，她才能穿过某些时代或伦理思潮的迷雾，抵达真实；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持续不断地写作。

艺术，是我所迷恋的，但这些年，我渐渐放弃了去欣赏很多以前沉迷过的作品，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它们与我已不再那么契合。但晶子的故事却陪伴着我，并且也帮助我穿越了属于我自己的某个时代，看到它逐渐缩成一个小点，并最终消失于远方，我没有太多眷恋。真正的文艺，是对“文艺”的僭越，就如真正的生命，是对“生命”的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