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4-23

窃听风暴: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90年代后的東德題材電影

主要影片：
《國家人民軍》
《柏林生活》
《再見列寧》
《別人的生活》

東德之于中國：

之所以選擇做這個題材。因為看到《再见列宁》中的一个段落：姐姐在汉堡王買賣店门口看见，带着金边眼鏡开着沃尔沃，20年前去了东德一去不能歸，20年未见的父親。沉默，刺痛人心的陌生感，沒有相認。车后坐上的女人和女儿在鏡頭中一闪而过。那是父親在西德再婚后的一雙兒女。
我想起了朱天文小说中有一篇《桃树人家有事》，講一家人平淡生活下的顛沛流離，以及一代人在特殊時代的往事。里面有一个孟先生，49年去台湾。重新结婚生子。當老婆知道他在大陸以前結果婚時，他说：“老婆在大陆嘛。20年多了。有等于没有嘛。”

我那時忽然覺得兩德問題和現在中國和臺灣是有可對比和共通之處的。同一個民族，一邊是資本主義，一邊是社會主義。即有复杂纠缠的历史积怨和尷尬，又有同根同族的血脈相承。不同的是兩德統一了，統一之后面對的是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和人們內心的隔膜。而中國呢？
柏林，一本雜志上曾說那是歐洲最像北京的城市。保留著古老的建筑和廢墟，還有正在施工的起重機。
中國的鐮刀斧頭，民主德國的釘錘剪刀。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都是相似的。
反映東德題材的電影，在兩德統一之后得以出現。而中國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類似題材的東西，是不能夠期盼的。

喜劇式的表達：

我所知道德國電影的很多大導演如維母文德斯，法斯賓德，等都是西德人。90年代末蘇联解体，两德合并，东欧巨变，仿佛是一夜之间，山河变色，人心离乱，价值受到质疑，理想遭到抛弃，信仰分崩离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彷徨迷惘、欲哭无泪的是那些小人物，是无数个把自己嫁給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他们无法轻松地与这个时代告别，投入另一个世界。
由于這些，以及政治，90年以前反映東德題材的作品始終闕如。

2003年，《再見列寧》的出現，引起德國社會懷念東德話題的暴熱，以至于一個新造的詞“東德懷舊”在德語中出現。
89年柏林墻倒塌，時隔14年，當德國人重新看待這一問題時，影片中懷有的態度是，溫情的.，喜劇式的。
影片讥讽了前东德时期的种种弊端:物品配给、极权统治，但更多时候，导演在温情脉脉回忆着那个年代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每个人都有着坚定的目标、对国家的信任和自豪。从1978年到1990年的两德统一，一个东德家庭在那段岁月中的变迁。
男主人公为了安慰母亲而制作的假新闻更像是导演对历史的重新设想。当电视新闻的播音员似模似样地宣布大量西德居民逃入东德时, 当巨变后 Alex 街头偶遇儿时崇拜的民族英雄, 德国第一位航天员, 却发现他只能以开一部破烂的出租车为生时, 那是讽刺旧有制度的黑色幽默; 然而当影片中描述那些 “社会主义老人” 们生活的失意, 痛斥资本主义的 “一切向钱看” 时; 当东德货币一夜之间成为废纸, 男主角在屋顶飘洒母亲一生的积蓄时; 当少先队员纯真的歌声将人们带回到对过去 “美好” 的追忆中, 影片又洋溢着对过去的好时代的思念和温情.
故事講述的輕松，幽默。大時代的背景翻山倒海，卻被處理的波瀾不驚。喜劇的結尾。
在看中國和德國的反思電影時，我發現反思电影。在反思初期往往采用喜剧的形式，在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和中国电影《小巷名流》中都能看到。

但是喜劇式的反思電影我覺得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俄国的评论家面對俄國反思電影的問題所說的“喜剧式的反讽”，大多是青年导演对前苏联社会的现实，由于本身的经历所限，没有根本的抵触，更多的是给予讽刺赫嘲笑。這在我國的文革后一些影片中也可瞥見端倪。
另一種喜劇則是含情默默的。表達社会转型后前人民对以往时光的追抚、怀念和依依惜别。專制的社會不仅意味着禁锢和限制，也是他们历史、和前一时代相连的脐带。正如《再見列寧》中男主角之口所说:“民主德国或许不完美，但她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根。”

對專制的思考：

中文名《竊聽風暴》英文名繙譯過來是《別人的生活》，我願意叫它《好人鳴奏麯》。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我並未有記憶。民主的東德，民主的蘇聯，民主的中國。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落腳卻在脆弱與令人尊敬的人格。
初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感情復雜。堆積在胸口說不出。說感動或震動來抒情，我怕輕薄了它。
那個自殺的被禁止工作的戲劇導演說“質疑精神，熱愛人類才是對一個民族的最大力量。”我也堅信。
我想起大一上《烈日灼人》分析，老師的教案里寫：人如何警惕自身的恶，如何在历史的险恶境遇从背后袭来时决定自己的选择。
面对历史的几种选择：随波逐流（中国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独善其身（王小波的总结：沉默的大多数）
自我救赎（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选择不可避免、不可逃避。哈维尔：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
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
這不禁讓我想到了中國的文革，互相揭底，互相拆臺。那些告密者，并不能以單純的態度來分析的。我覺得其中有既有人性，也有集體的無意識性。我有時能夠理解那些背叛別人的人。他们使我沉思人，沉思人性。
這不是單純的犬儒主義。
統一后有曾經東德的告密者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也有的人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對青年人在文革中表現出的某種宗教性進行了分析。
在德國也是這樣，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
但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這是我認為的軟弱。

這些和中國文革中都驚人的相像。巴金的《隨想錄》被認為是他文革的懺悔錄。看過馮驥才的一本書《一百個人的十年》，世界上最陰險，最兇殘，最有獸性的不是猛獸，是人。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9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相對比中国在1980年前后也曾经搞过一次处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检讨交代文字的档案清理工作，当时对文革中的所有这类材料都采取一个办法：从档案中取出来烧掉。
德國這個民族是值得尊重的。

人如何抵制自身的惡。如何做到不真正的軟弱。如何在歷史的洪流從揹後襲來時決定自己的選擇。
這三句話，在和平年代里鞭策著我。

最后，我想以《再見列寧》中的最后一段臺詞作為結尾。
“我们相信这个国家并不完美，
但我们相信的这些，曾经鼓舞了世界上的许多人。
或许有时候的我们的眼中迷失了我们的目标
我们思考着，社会主义就是
与别人言归于好。
与别人和平共处
不是梦想的最好的世界
而是去实现。”

附錄：
《再見列寧》獲得2003德國LOIa電影節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6項大獎。
2003年第53届柏林电影节上，又获得最佳欧洲影片蓝天使奖。

故事梗概：
男孩亞里的母親是個忠貞的東德共產信徒，卻于八九年看到兒子出現在被警察攻擊的游行隊伍中，震驚的當場昏迷。一昏不再醒。在沉睡八個月后，她奇跡醒來，德國卻已然統一。醫生認為她不能在受任何重大打擊。而亞里認為對于母親最大的打擊就是自己終身信賴的社會主義被資本主義給同化了。于是亞里只有向撒謊，共產政權依然建在，而且制度完善領導有方。社會主義制度在七十九平方米的臥室內延續。

《別人的生活》2007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故事梗概：
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东德柏林，每一次的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全东德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在这些最敬业的史塔西军官中，有一个名叫戈德•维斯勒Gerd Wiesler上尉(乌尔里希•穆埃饰演)，他有着身陷的眼窝永远都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可以在千里之外嗅到意见不同者的味道，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观看了乔治•德莱曼Georg Dreyman(塞巴斯蒂安•考奇饰演)的演出——“我们唯一不具危险性的作家正在被西方阅读着”，于是他决定，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一次挑战，要去调查这个作家，维斯勒丝毫不相信他会像表面上那样清白。得到老同事古比兹Grubitz(乌尔里希•土库尔饰演，他总是流露出一种残忍的温厚)的支持，这个文化部的最高长官，以及前史塔西军官调动大臣赫姆夫Hempf(Thomas Thieme饰演)，维斯勒就在德莱曼的公寓里安装了电线。只是维斯勒无法在划线器上留下任何东西，他总是天真地认定东德的社会制度最是完美的。于是，影片出现了戏剧化的一面，维斯勒开始被德莱曼的生活吸引着，特别是关于他与女演员克里斯塔-玛丽娅•西兰德Christa-Maria Sieland(马蒂娜•戈黛特饰演)的感情问题。当时赫姆夫也对克里斯塔-玛丽娅非常着迷，他命令维斯勒用些手段牵制住德莱曼，以扫除这个障碍。于是这名忠实的东德史塔西“仆人”，第一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德莱曼因为一位好友的自杀，自己的信念也渐渐发生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