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10-05

窃听风暴:《窃听风暴》：历史的死胡同

文/故城

罗兰•巴特说，权力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权力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寄生物。六十年前，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像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预言，它预言了四十年后东德集权主义政治的治理技术和结构。在那里，人性受到扼制，思想僵化情感冷漠，整个社会被森严的“老大哥”监视着。任何个人情感的突围都会像温斯顿和茱莉亚那样，被强制洗脑，然后判若两人，最后附庸“权贵”、麻木不仁。五年前，《窃听风暴》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柏林墙倒前那些令人忿忿、惊诧和惋惜的世界。东德设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庞大的情报系统“斯塔西”，它为1800万东德公民建立了600万份秘密档案。监狱体系被移植到监狱外，公民毫无隐私已沦为“假释犯”，权力早已通过无孔不入的监听体系伸进了居民的卧室。

顺从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德和西德仅有一墙之隔，却俨然有冬天和春天之别。无数的东德人对政府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早已失去了信心，为了营造一种“假繁荣”，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成为这个帝国最后的屏障，他们监听公民的日常生活，任何的抱怨、诅咒亦或是羡慕，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顺从（至少是表面顺从）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体面与尊严只有在顺从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

《窃听风暴》中剧作家德瑞曼的女友与文化部长，长期保持一种不可告人的关系，换取的仅仅是“正常”的生活。这里面并不存在权力寻租，因为她与文化部长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也便不存在契约关系，而是一种赤裸裸的霸占。更为可悲的是文化部长的司机即使目睹了这一切，却在真相面前保持沉默，一种冷漠的近乎残忍的沉默。当德瑞曼的邻居目睹卫斯勒安装窃听装备时，卫斯勒用若无其事的“恐吓”，便能轻而易举的剥夺了对方的体面、尊严与生存依据，这已然不是恐吓，而是一种命令，因为面对恐吓我们还可以反抗，但面对命令，我们只有服从。德瑞曼因不会打领带而向这位邻居请教时，她没有丝毫的欲言又止，而是慌乱和恐惧，她知道此时有一双戒备的目光凝视着自己，任何的越界都会触碰警戒。她诚惶诚恐的“帮助”了剧作家，却漠然的将其推向不可逆转的深渊。

如果说，这种顺从的关系反映了个体在集权主义政权结构下的无意识状态，那么支撑这种无意识的不再是信仰和道德，而是个体对自身岌岌可危的生活境况的权衡和功利心理。民众宽恕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滥用，也便包庇甚至怂恿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犯罪”。他们与纳粹集中营中那些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狱卒）有何区别？

我曾为汉娜（《朗读者》）在集中营里无意识的行为，投去滥情的怜悯和不痛不痒的辩护：法不责众啊法不责众！我的“软心肠”让我原本的中立立场变得模糊了，甚至其中混进了一种病态的情感残余。我曾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沦为恐怖的道德机器人，那样无异于架空了道德，接受了一种工具化的“人道主义”诱惑。但如今，这告诫却空洞之极，因为在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面前它都丧失了辨别力：无知者真的无罪吗？

功利在作祟
齐泽克说，道德本身是一个无条件的幽灵般的存在。在我看来，政治集权属于活在当下的存在，它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跨越两者的间隙，在那个功利的、缺乏诗意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道德让位于政治便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选择，一种他们无法拒绝的选择。

影片中，德瑞曼经过卫斯勒的指引，无意中发现了女友与文化部长的勾当，并试图劝阻女友赴约。而女友的反问却让他无法辩驳：“我真的不需要他吗？我们真的不需要体制吗？难道你对他们的依赖会比我少？你的所作所为不也像陪他们上床一般？”

实际上，德瑞曼对自己的处境早已心知肚明，他有着对乌托邦的虔诚信仰，又同时充当了东德政权文化洗脑和宣传的工具。德瑞曼尽管对体制有不满，但他与布莱希特这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者持有相同的政见，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信徒，仍然相信体制固有的可改革性。就像影片中布莱希特的诗中写到的，“它是那样洁白无瑕，而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影片中，德瑞曼在回家路上与临街小孩踢球一段就充分展示了这个理想主义者信仰中天真浪漫的成分。而女友的那席话“适时”的拆穿了德瑞曼身份中虚假，告诫他，醒醒吧，根本不存在那个理想化的他者，跟他们“同流合污”才是正道。

在德瑞曼的精神导师兼合作伙伴雅斯卡自杀之后，德瑞曼看到自己的政治前景，但他对体制仍抱有幻想，并试图在与文化部长的言谈中拉雅斯卡一把，但雅斯卡与体制对抗的后果，是他这样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人无法改变的。于是，德瑞曼给西德《明报》撰写的关于“探讨东德的自杀现象”的文章，实际上是其愤恨与不甘之余，对东德集权体制做了一次适时的反击。但，此次的反击也有着自保的意味，凭借他的政治敏感度，不可能察觉不到两德统一是大势所趋，他的反击中实际上帮自己从对立面拉来了战友，为统一后自己的政治前途留下了后路。当然，此刻的德瑞曼也不可能像东德体制外的那些西方左翼学者那样高举反集权体制的旗帜，反击自然也到此为止了。而我很惊诧的看到，一位理想主义者在理想幻灭后却应景的做了一个颇为实际的选择。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天生的浪漫情怀，其骨子里还有一种“拿来主义”的功利。浪漫主义情怀让他在体制下保有一种可贵的灵活性，而功利心又保证这种灵活性不会去触碰警戒线。但他的明哲保身又与那些“顺从者”有何区别？他能拒绝体制吗？

何以背叛
影片中，卫斯勒并没有站在权力中心的对立面，他甚至是维护东德集权统治的秘密警察中的一份子，却在体制的囚笼中打开了一道门，护送身处风口浪尖的德瑞曼安然逃离。我不禁要问，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间变成藏身于体制内的卧底，却并没有任何功利的驱动，甚至还冒着头顶叛徒罪的危险，到底为何？

影片伊始，导演安排了卫斯勒在警校讲审讯的戏。观众从这位教官身上看到的是冷漠、冷静和冷血，他是东德集权体制下冰冷的“盾和利剑”，他所展示的精密的审讯技巧，使体制获得“法”的外衣，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执行力。因此，观众很容易将卫斯勒等同于党国的刽子手。而同时，在卫斯勒与其上司古俾茨的对话中，卫斯勒又似乎是体制的受害者，在集权主义国家权力结构中，谁能抓紧权力链条，谁就更容易抵达权力中心，古俾茨并不比卫斯勒优秀，却坐上了文化局长的高位，从这一点来看，卫斯勒又属于在体制中郁郁不得志的人。然而，卫斯勒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很难分辨他的沉默到底是出于自身的麻木，还是一种隐忍。但至少从他身上的矛盾性，我们看到了一种扛起反抗体制的内在冲动。

很多评论家将卫斯勒的背叛归因于人性的觉醒，这种解释在推崇人性自由、讲究道德信仰的西方语境下是恰当的。而性欲是人性中特别敏感而坚实的部分，性的觉醒便意味着人性的复苏。《1984》中温斯顿就曾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益磨灭的人性，而《窃听风暴》中的卫斯勒亦是如此。西方宗教体系认为性欲是种“思想罪”（原罪），性欲的满足本身就蕴含着反叛，于是卫斯勒在获悉克里希丝塔（德瑞曼的女友）与当权者的秘密勾当后，从妓女身上寻欢便暗含这种反叛情绪在卫斯勒身体内已然被激发。在我看来，卫斯勒在戏院第一次看到克里希丝塔时，他与克里希丝塔便建立起一种暧昧的，窥看和被窥看的关系。不管是舞台上、酒会中，还是轿车里、审问室中，卫斯勒目光的中心都从未从这个丰韵的女人身上离开（我甚至怀疑他与妓女交欢时满脑子也是她）。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说，客体（女性被观察者）经由具有视觉奇观的女性身体后，会被主体（男性观察者）深刻的感性化、审美化和道德化。于是我们看到在千钧一发之际，卫斯勒往往能站在克里希丝塔的立场，帮助她并挽救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克里希丝塔赴部长之约前，在酒吧与卫斯勒相遇时，他的劝诫里有着这个男人身上少有的感性。换句话说，卫斯勒“叛党叛国”的原因里有一种遵从自身情感需要的感性成分。

不过是娼妓
影片结尾，德瑞曼在若干年后翻阅自己的档案时，发现了“好人”卫斯勒的存在，并写了一部《好人奏鸣曲》献给这位默默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好人”。似乎这本书的存在，是对卫斯勒的背叛的最好回报，这也符合“好人有好报”的道德期望，这让影片结尾的温暖的无以复加。然而功利的讲，作为好人的卫斯勒为他的背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一生都只能与信件和邮箱为伍，然后看着被他拯救的德瑞曼，挽着妙龄女郎坐在高雅的剧院享乐。在这里我已不想讨论，他的背叛到底是对人性中善恶的理性分辨多一些，还是出于自身情感需要的主观诉求多一些。而是“他的背叛到底值不值”？

说到值与不值，我想到了《色戒》。警报拉响，坐在三轮车上的王佳芝一定也在问同样一句话，这到底值不值？旷裕民去见老曹时，王佳芝等在楼下望什么不好，偏偏望着露台上摇着扇子的妓女；为了扮演麦太太，王佳芝跟了谁不好，偏偏要跟那个爱逛窑子的梁润生；与易先生见面，去什么地方不好，偏偏要放在一座日本艺妓的会馆；王佳芝笑着问易先生，“叫我来这里，是想让我当你的妓女”，易先生说了句最坦诚的话，“做娼妓我比你懂”……对于一个女孩，她哪知道什么民族大义，她只知道父亲、姑姑和爱人都不管她的死活，于是只能出卖身体当间谍（至少听起来比当妓女好听点）。王佳芝心里再明白不过：不过是娼妓。甚至心里还在为三年前把初夜给了龌龊的梁润生喊不值。而眼前的这个男人懂她——“做娼妓我比你懂”，于是她说了声“快走”，在那一刻，义无反顾的脱下外壳，不再扮演麦太太或是特务，更不再做娼妓。哪怕是背叛了组织背叛了国家也值得。

回到本片，克里希丝塔质问德瑞曼，“你的所作所为不也像陪他们上床一般？”窃听器后的卫斯勒一定也听到了这句话。这个国家所宣扬的，哪里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掌权的，或是文化部长之流的流氓，或是古俾茨之流的权术家，到处都是出卖自己换取利益的功利之徒，他早已讨厌极了这个国家的体制、阿谀奉承和犬儒主义。电梯里，踢足球的小男孩问他，“你是不是警察……爸爸说秘密警察都是坏人。”他脱口而出：“你叫什么名字”，但又立刻住了口，何必要当刽子手。其实他心里早已明白：自己不过是娼妓。于是挽救眼前这个无辜的艺术家，不是因为道德感复苏，亦或是人性觉醒，而是不愿再做娼妓，不再功利。哪怕是背叛组织背叛国家也值得。

只为不做娼妓，多么朴素而诗意的理由，但几乎所有人都为王佳芝喊不值，却为卫斯勒喊值。而在我看来，不管是王佳芝效力的国民政府还是卫斯勒效力的民主德国，都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质上都是牺牲个体来换取其本身的稳定，而就个体而言，不管是当间谍还是当警察，本质上都是娼妓。而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背叛，均是一种个人向集体意志的突围，一种个体向集权主义的突围，然而结果如何呢？王佳芝这样的“坏人”被枪决于矿山顶，卫斯勒这样的“好人”被遗弃在德国的平民窟。

突围的可能性
过去二十年，被贴上集权主义标签的国家像被上帝诅了咒，轰然倒下。于是，我们以为突围成功了，开始和标榜着自由主义的恶棍一起狂欢，在为现存秩序辩护的过程中找到虚伪的满足。

如今，没有人会否认集体之于个人的不可或缺，然而当“少数服从多数”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或是一种评判对错、宣判生死的法则时，集体之于个人又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面目可憎的。“多数人法则”创造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授权方式，其结果是少数人的意志被遗弃被否决，权力越来越偏向一极，权力的权力越来越无坚不摧，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口吻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死灰复燃吗？

当西方学者鼓吹“自由拯救世界”的标语时，是否是在骗我们跳入了这个冷漠的、功利至上的社会所制造的全球性容器之中了？齐泽克说，这个世界，外表看来有选择（自由），实际上基本没有选择。政治上选择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和生活中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没什么区别。今天选择了肯德基，不是个人情感偏好所致，而是因为昨天吃的是麦当劳。这完全是没得选择的结果。

今天（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现实抽象”的力量所统治着，标榜自由民主的政党、国家，数字、网络，像一对孪生兄弟，掌管着我们的生死荣辱。过去我们的道德标准正在逐渐被协调不同集团利益的实用主义规则所取代，个人情感正在逐渐被统一口径的社会标准所取代。一种精明的算计好的利益交换，一种毫无信义可言的权力交换，已然侵入社会的“骨髓”。犹太思想家赫舍尔曾说，“一想到社会由那些绝对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人统治着，由那些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晶莹透明，不知道什么叫神秘，不知道什么叫不确定的人统治着，我就不寒而栗。”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对功利至上、科技至上的怀疑和恐惧，恐怕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中的你我早已感同身受。很多人不得不承认，奥威尔那几乎被人们忘却的“老大哥”观念正在从数字化生活中获得了新生，真实的生活越来越像是由这些抽象的知识与观念构造的虚拟秩序所维持。周晓枫说，一个可以被运算到π小数点后一万位的世界，还留多少空间来盛纳感性和诗意？

于是，实用主义永远比理想主义来得好使，做娼妓永远比洁身自好者来得容易。王佳芝这样的“坏人”和卫斯勒这样的“好人”早已被判了死刑，绝迹了。我们看到的是各种伪饰过的面孔，大言不惭的向世界宣告，永不卸妆。做婊子还要立牌坊！我似乎看到权力欲、功名欲已和一切人类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景观砌在了一起，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谢绝一切个体情感和理想主义的突围。这是历史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