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就是为大众圆梦。这东西看着容易，做起来，远比所谓艺术表达难的多。出手就有的，是天才；磨砺而成的，是坚忍的聪明人。集安断尾虎，能从小记者走到今日，拍出《保你平安》，是挺了不起的事情。

要抓住大众，在于银幕形象。大鹏从屌丝男士而来，《煎饼侠》混乱杂糅不提，《缝纫机乐队》里演一位自私自负的惹厌之人，虽终被赤诚打动，但观众有本能的反感；到《吉祥如意》展露私生活，人们看到他探索艺术的一面，但也不敢说那就是真诚，因为很难界定纪录片部分里的他，有多少是在表演。直到这一部，他终于掌握了大众的“算法”。魏平安很落魄，主角想讨喜，金字法则就是不能过得比观众好；魏平安是好人，一个善良的混子，温柔的社会人儿，现实逻辑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要代入的主角，道德上要完美无暇；魏平安又一定是一位小女孩的父亲，毕竟谁会讨厌一个疼闺女的窝囊爹呢？小女儿的好爸爸人设，是我们中年男性仅存的形象利器。于是，经过多年试错，大鹏摸准了大众的脉门，而接下来的任务是替他们圆梦了。

所谓圆梦，就是把观众吸进去，让电影完成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体会渴求而又无法企及的情感。这就要求一个精密的剧本，还有分寸极佳的拍摄与制作手腕。《煎饼侠》时，大鹏还停留在“摇人儿”能力和堆砌所谓亮点的眼界；到《缝纫机乐队》，剧作愈加成型，但主线俗套，选角和很多桥段都伤害叙事；《吉祥如意》的尝试很可能令其升华，虽然成片的效果也没有很好，当时热推的虚实连接的结构特色，其实就是正片和幕后之间做了个巧妙转场而已。等到《保你平安》，蜕变终于来了。它算不上杰作，但这是一部标准之上的流行文化作品，即便放到韩国，依然能被划到一个完全及格、接近优秀的档次。它做了高效而成功地类型杂糅，喜剧、惊悚、伦理、公路、动作，每种元素都较为自然地拼搭起来。像那场密室逃脱戏，懂得用空间和情景制造反差，比俏皮话喜剧团体的很多作品，在创作理念上要高一档。伦理探讨上，它聪明地停在造谣者受惩罚、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层面。这降低了影片上限，但也让其得以成为一部非常完整、相对完满的作品。而公路类型最难的是单元之间的衔接，很少人能过得了这个坎，它竟然也靠紧凑叙事和偶来的妙笔躲了过去。《世界第一等》响起时，真是重锤我等老土直男，只可惜没法用伍佰的版本。等到后面的动作戏，算是扬长避短，侧重追击，规避搏斗。“集安断尾虎在屋顶飞奔”，这一镜头简直就是广大中年男性的逐梦瞬间。它竟然还成功构建出多重高潮。屋顶飞奔后，大概三场戏温润蓄力，最后烟花升起，一个动人有力的结尾。其他观众“圆梦与否”未可知，反正我是抹了些眼泪，没有哪个女儿的爹能顶得住那场骑着老头跟闺女视频的戏。

拍电影的人其实就分两类，会拍和不会的。会拍的往往天生就会，这里面有些人昙花一现，有些就一步一擂台，去探索边界。像大鹏这样，从不会到会，层层蜕变的，凤毛麟角，是聪明人不断校准、内化的过程。片子里他给女儿取名磨砺，也许有这种意味在。至于原因，勤勉自不必说，有趣的也许是其他的要素。这让我想起某个片段。

当年《太阳照常升起》入围威尼斯主竞赛，临行前居然摆了酒席，姜文还念奴娇填词一首，打油到不忍卒读。（你看姜文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屁大的事就办个“庆典”，电影界刘能一般。）那场酒席的主持人之一，就是我们“集安断尾虎”老师。也不知道哪位导演给排的流程，让大鹏请王朔上台讲两句。王朔断无可能上台像证婚人一般讲演，完全不予理睬。大鹏再度邀请，王朔头也不抬，现场尴尬，大鹏顿觉羞辱，而王朔照例臊眉搭眼，翘起指头开始损人。“我凭什么上去啊？我怎么觉得这弄得跟结婚似的？” 好一通骂街，姜文一旁陪笑鼓掌，算是给了交代，进下一环节。而这件事对于断尾虎老师的后续，是在小博客上连写多篇，控诉王朔对人的不尊重。

能干好电影的人一般都敏感，敏感经常来源于自卑，自卑往往带来或大或小的创伤，创伤有时化为动力，动力也许是勤勉的源头。

电影梦从不纯粹，总有名利伴随一旁，二者如何分配，什么是梦想，哪些算野望？

这比《保你平安》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