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敢死队》就是盖里奇在近年来创作灵性下滑的又一例证。他每一次都不安于制作平庸的制式化商业片，都要寻找一些自己的独特腔调与风格，却总是无法贯彻到底，最终只给出了“融合一点个人化表达”的商业类型框架之作。

《盟军敢死队》里，盖里奇想要展现自己在《两杆老烟枪》和《摇滚黑帮》里那种英伦优雅感的另一面。在两部代表作中，这种盎克鲁撒克逊人出于种族、文明的优雅感对应着他们的自感优越，是拿腔拿调的形式主义，在宏大命运的捉弄下呈现出滑稽可笑的真容，随之变得狼狈而无所适从，因优雅的“强撑面子”行为而反复进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由此一来，盖里奇就完成了对自身民族的嘲讽。

而《盟军敢死队》里的优雅感，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一种正向的民族内在本性，并被当成了英国人保卫国家的精神根基。从男主角的执行团队到丘吉尔为首的领导团队，所有正面人物都贯彻了混合着痞气的优雅，这让他们成为了“英伦痞子”和“大英绅士”的结合体，前者是《两杆老烟枪》和《摇滚黑帮》里的人物真面目，后者则是它们的“强撑”，在本作中则由前者的“真相”给予后者“背书”，又由后者的“正面”带来前者的“积极”。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德国人的负面“优雅”，这同样是一种源自民族的本质，是雅利安人的“生来骄傲”，种族论建立起的“德国人种最优”，比英国人来得更加极端，也因其极端之下分级化理念，更容易将国家导向邪恶的行为。

盖里奇展现了两个民族之优雅的持续对撞。英国人一边，它的“优雅”更加自由，男主角刚一出狱，面对着军队的领导，就可以逐一拿走对方的大衣、香烟、美酒，给自己装点上对方的“优雅形象”，而对方也对此只是旁观默许。而当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会在不为人察觉的细节之处仍然保持优雅的礼节，对黑人侍者和颜悦色，自己言谈风趣诙谐，对女性报以尊重之意。在几乎所有的段落中，英国人的优雅都与自如的“痞气”混合在一起，让他们显得既‘英国’又“高贵”。

而在另一方面，德国人的“优雅”则是刻板、高傲、仅仅对外的。在列车上，军官会强硬地推行自己的“礼仪”，无论对方接受与否，与之相对的则是英国二人组的优雅展示。而在与女间谍的谈话中，军官更会做出尊重女性的配合说笑，看似英伦的诙谐，实际上却是完全察言观色之下的机械反应，与自如毫无关系，其内容更是对“蔑视犹太人”的种族笑话，与女间谍在列车上平等于黑人的表现形成了对比。更多的段落则是对德国人刻板与生硬之“礼节”的展示。

在全片中，“优雅”的对抗始终伴随着动作层面的战斗，构成两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较量。英国人的优雅在言谈举止与私密细节上呈现，穿插在对德国人的战斗中，衬托出德国人的刻意表演与内在一面。在序幕的战斗中，男主角等人拿捏自如，开着玩笑击溃了居高临下的高傲德国人。而在他们袭击营地的时候，痞子的闲适中带出了闲庭信步之感，而德国人在外面的生硬、规矩都被轻易击溃。最典型的一幕是课堂上德国人对英国人入侵的察觉，他已经看到了对方在优雅地杀人，想要提醒出声却被军官“守规矩”的呵斥所打断。英国人打开房间后看到的画面才是德国人的“内里”，是毫无风度可言的放肆狂笑。

进一步地说，双方也展示了对“种族论”的不同态度，是影片实质上给予“优雅”以不同本质的“精神力量”核心。女间谍等人对黑人和印度人始终友好，甚至存在一种正向的指引作用。北非的黑人枪法不济，暗示着他们无从抵抗入侵的德国人，而女间谍则展示了出色的枪法，让英国人成为了非洲黑人的助力，是"平等而和平”的欧洲白人民族。

这一点延伸到了后续的段落中，男主角与非洲黑人互相帮助，与其首领印度人则暗示了更多信息：印度人是前板球明星，男主角则是他的粉丝，双方建立了基于板球这一英国文化代表的共通，随之支撑起战斗中的互信。而另一边的德国人则是“虚假的种族平等”，军官会在表面上对黑人女仆以礼相待，实际上却对女间谍开犹太人的玩笑，而在善待女仆的同时也抵触于女间谍让他装扮的古罗马人服装与其自己打扮成的埃及艳后，说明了自己“雅利安人高于意大利人和埃及人”的潜在内心，最后更是支撑女间谍为“犹太贱人”。

二人的关系有着多面的表达，初次见面时的女间谍拒绝军官的点烟而自己动手，身份暴露时则是军官点上香烟。这暗示了他们的实质性对立，既出自民族层面，同样也针对性别－－片中的两个德国军官在表面上都尊重女性，但作为boss的军官却在审问时拿出了暗示SM的镣铐与道具，这才是他对于女性的居高临下真相，也吻合了雅利安人对一切外族的态度，与片中英国人对女性的实质性尊重产生了对比。

同样地，德国人对外族的态度也有非常明确的表现部分，高潮处的宴会是德国人占领北非的“表象”，所有人种似乎平等而欢乐，但当问题出现时，当地人就成为了德国军官的枪下亡魂，而德国军官身上的古罗马贵族服饰也才展现出了寓意：居高临下，如同古罗马帝国对待外族一样的入侵、占领与暴力独裁，这也为他和女间谍的关系赋予了新的角度－－“安东尼、凯撒与埃及艳后”，二人对后者的婚礼与诛杀正是德国对非洲人态度的古代版本。

显然，“种族态度”的差异支撑起了两个民族在“优雅”上的高下之分，让他们的“贵族”形象分化开来。英国人对外族的礼节与尊重哇暖出自于内心的平等思想，是真正的“贵族”，其优雅也由此而坚实无比，构成了民族层面的共同本性，因此在平民乃至于罪犯的男主角团队到首相丘吉尔的身上均有展现，与具体阶级和生活状态无关，“痞子”也可以是“绅士”。而德国人则截然相反，这让他们的所有人都只是本质上的“暴力流氓”，对应着雅利安人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四档人种论调”。

这样的精神层次区别形成了英国与德国的对抗，让英国人得以在德国人攻势的面前稳守不倒。在细节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应的表现。英国人的不同阶级之间会分享美酒，这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强烈的平民气质。而德国人则是“美酒”的毁灭者，在序幕中就拿英国人的酒瓶调笑对方。“美酒”也形成了英国人保卫国家的凭依，丘吉尔就在伦敦遭遇空袭时把住了自己的酒杯－－“美酒”是抵抗外敌的力量，而保卫国家的目标也是美酒对应的社会全阶级与民族文化，因此决不能有所让步，否则就是同化的危机。

作品加入了烈酒、板球等等英国文化符号，由此形成了他们对抗外族的力量与必要性，保护民族的关键就在于保护文化的独特性。与之相对的则是丘吉尔等人对英国更高层的对抗，他们奉行着保守妥协的政策，认为德国不可敌对，由此也让自己的“礼仪”成为了德国的同等存在，是虚张声势的形式主义。这是英国政府的主流，而丘吉尔与他领导的团队则是对抗之的“少数派”，就像其本人在当时政府里的“粗鲁的下等人”形象一样，出自男主局等人的阶层，与其拥有同样的特质，却是精神层面的真正“绅士”，受到真正英伦文化的影响。男主角等人的行动会面对主流政府的不合作，开始时直接遇到了军舰上保持着刻板礼节而实质冷漠的“同伴”，而他们与丘吉尔的团队也是隐藏在主流官方背后的“不可公开之隐秘”。

由此可见，盖里奇甚至在本片中加入了一种英式主旋律的倾向。他强调了英国文化的光辉，思想精神的“平等”，这支撑起了英国从文化到精神共同引出的“英国人”形象，一种发自内心而真正自如的“痞式优雅”，足以对抗物理力量强大的德国人，而对此不抱信心的英国人则是不认同自身民族的消极异类。女间谍成为了英国的符号象征，以其美丽代言了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在表面上似乎献媚于德国军官，实际上却是抄枪射击的强悍存在。并且，从“种族论”角度出发，盖里奇也带来了另一层面的主旋律，即对于英国殖民历史的“澄清”：在电影的表达里，它基于“平等”，因此与“压迫式入侵占领”的德国存在本质不同。在非洲的舞台上，英国与德国其实有着“入侵者”的共性，盖里奇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区分说明，由此也强化了双方在精神层面的对抗。

毫无疑问的是，这部电影并不非常“盖里奇”，至少不是巅峰期的盖里奇。它似乎不再有曾经“嘲讽民族，嘲讽文化，嘲讽阶级，嘲讽虚张声势，嘲讽消费主义，嘲讽必然命运，直到嘲讽一切”的尖锐，也随之失去了内在层面的本质性“自由”，可以不关心任何的所谓“正确”与否，只是单纯地沉浸在自己的“嘲讽”之中，设计出各种让人物暴露出故作安定之下的真实尴尬的戏剧冲突高潮，将尴尬拉到极限，最后又切回到宏观视角之下的远景别镜头，将观众带入到上帝的凝视之眼，观察人物在“故作英伦绅士”之下被上帝宣判的必然丑态之结局。这让他的电影显得有趣、黑色幽默、戏剧感强，又在内里带有一种严肃的意味。

但当我们看到《盟军敢死队》的时候，感受显然很有不同。在表面上看，它似乎也有着各种英式俏皮的小段子，言谈举止上透出十足的“自以为很绅士”，是典型的英国白人。但它却有着太多的“正确考量”，核心主题即是对英国文化的正面输出，强调英国之于德国的“正义”与“精神层面正确”，甚至还考虑到了所谓的“殖民历史”，避免表达上的客观争议性。这一切考量都势必让它的“诙谐”只停留在表面，本身就是“弘扬民族精神”这一严肃主题的表达工具而已，不再是真正纯粹的英式黑色喜剧，而是一部英式“主旋律”。

这也导致了其成片的实质平庸化。虽然有着一定程度的腔调拿捏，但它更多展示的其实是最标准的商业类型片风格，幽默也只是恰到好处地“止于段落层面”。它的流程非常标准，从男主角凑齐队伍，逐一展示队友个性，从卧底开始交代任务执行，一直到中间略起的“先扬后抑”之小波折，再到最后的胜利。

在片中，整个任务都显得波澜不惊，因为一切走向与过程都高度吻合于已经成熟的类型化节奏与框架，其归纳而成的主题核心也同样是“成熟而无趣”的稳妥牌。甚至其手法都是如此的平平无奇：黑人放置炸弹时被抓，随后枪卡壳与对方掏枪制造的悬念感，黑人通知放弃任务与众人开始任务的平行剪辑带来的紧张感，女间谍身份暴露而又不自知地继续讨好军官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之悬疑感。这也同样体现在了以最符合固有概念中“生动”的壮汉糙哥们身上，他们的行为和表达都没有新意。

这一切最终归拢到了它的主题呈现方式的选取上。为了强调“英伦精神”，盖里奇让他的人物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困难，所谓的挫折也只发生在了配角的身上。没有真正的挫折，动作场面也就失去了紧张感，而其内里的精神同样显得乏善可陈。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甚至一直延续到了高潮的夺船战斗中，女间谍的身份暴露只是带来了极为短暂的“挫败”，转瞬就由她变魔术一样掏出的手枪而逆转，众人在计划无法如常进行的重围之下，也马上遇到了计划外的仓库爆炸而解套。

事实上，盖里奇试图以此来表现一种控制自如的感觉，这正是男主角等人在每次行为中的状态，谈笑风生之间解决一切，举止诙谐幽默而又毫不慌乱，由此带来了一种得当的绅士形象。他甚至用首尾呼应的结构表现了这一点：开头的众人面对德国人的炮火，安稳地表示“等一下，等一下”，结尾处的他们看到了身份不明的敌船，依然在说“等一下，等一下”，一切战局显然尽在掌握。这表现着他们在各自段落内部战斗的自如，同样由首尾呼应而暗示了其在全片整个行动层面的闲适，让“英伦痞子绅士”与“爱国精神”完全无可匹敌。

这样的考量落到了文本层面。结尾的处理显然是“四平八稳”的典型，他们深陷政府的打压，却马上在丘吉尔的帮助下脱困。显然，盖里奇并不想让服务于戏剧性的转折和挫败太多，否则就会影响其主旋律的放大力度。这样的想法贯穿全片，构成了几乎“无聊”的爱国精神宣讲。盖里奇带来了数个相应的段落，如众人出发时倾听丘吉尔对全国人的号召演讲，如结尾时的他们深陷形式主义政府的打压，甘愿为了国家大义而主动身陷囹圄。

这突出了他们在“英伦痞气”之上的“精神伟岸”，是比其故作外表更为深度的英伦绅士，与具有同样爱国精神、符合英国“痞子绅士”文化特点的丘吉尔保持一致，构成了秘密部队，既对抗德国人，也在实质上对抗着占据主流－－与德国人的形象存在契合的－－“形式主义绅士”政府。这当然非常“正确”，却也冲淡了人物的“痞气”程度，让他们表现得像是最正统而标准的“主旋律英雄”，也让本片的腔调完全归到了乏味、死板的一边。

表面幽默，动作场面，主流内核，由此对接尽量多的受众，得罪尽量少的观者，这才是《盟军敢死队》的目的。而作为电影爱好者的人，这样的平稳走向就显得过于乏味了，它的内在死板与盖里奇巅峰期作品的“绝对放松与自由放飞”完全不同，哪怕后者的真正主题同样绝不轻浮。

同样是二战里的“杀戮小队”型电影，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良杂军》无疑是本片的绝对高位存在，甚至有着同样的“隐秘小队”“谈笑风生之间杀德国鬼子”，可能就是盖里奇参考、模仿的对象。它是更为架空的历史事件，而昆汀则给出了精神层面的内容。他没有尝试去分析、宣判历史，而是展现了人物的本真情绪。从最开始，德国人就建立起了对“杀戮欲望”在犹太人身上的投注而纯粹享受，而布拉德皮特为首的无良杂军则同样是“杀戮欲望”，是基于本能性复仇的原始情绪。从影片的章回体形式开始，昆汀就尽量地复原了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电影一样的质感，而后者的内核正是“纵情极致的原始杀戮”。在《无良杂军》里，双方似乎身处于民族战争的深重对立格局里，事实上却都完全享受于此，与《盟军敢死队》对这种自如与享受之呈现的“故作”状态完全不同。

《无良杂军》的高潮之一，酒吧互射，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射则是对一种“杀戮法则”的强调：于战争这一行为而言，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双方都是平等的，它们并非作为国别与民族身份，而是以“杀戮的参与者”立场进入到这场战争，因此一切的杀戮结果也都会由冥冥之中的命运来决定，在瞬间的互射之中，中枪与打中之人完全随机，德国人会死，而布拉德皮特也同样如此。

唯一确定的是，自以为可以掌控这一二战统治系统的女人，以德国人身份而帮助法国、自以为“为了艺术”的电影明星，出于民族和艺术的宏大目的而参与进来，一定会落到最为凄惨的下场：其他人“壮烈”速死，而她则在疼痛中不断惨叫，其尴尬的形象也再次戳破了战争的表象，揭露出“暴力杀戮的欲望激发”这一本质。而在结尾的歌剧院高潮中，无良杂军的狂笑扫射，第三帝国高官的集体死亡，象征“暴力燃烧”而吞没一切的火海，都是对“杀死纳粹”的暴力原始化－－参与者并不严肃，而是享受其中。

没有背上过于沉重的主题设置的包袱，昆汀便专心在《无良杂军》中发挥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历史的再呈现，段落内部的戏剧冲突拉满，痞气十足的魅力人物，内容量与趣味性兼顾的文本台词，以及对接主题的丰富架构。《无良杂军》绝对不是一部主旋律商业片，但与之似有共通的《盟军敢死队》则是，且是有所主旋律担当的商业片。

在盖里奇的创作中，这其实并非孤立，上一部《盟约》同样也是如此，而《人之怒》则是另一部套着传统商业片内核的“表面痞子片”，主人公的内核是“家庭”，无疑是最为经典的欧美主流价值观。《两杆老烟枪》《摇滚黑帮》《大侦探福尔摩斯》并没有那么高的价值观包袱，也不想承担多高格局的表意任务，却在盖里奇心态的自如之中找到了作品的自如模式，将他在创作与“英伦人形象打造”的特长发挥出来。而近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从出发点到呈现方式，就未免过于死板、严肃、无聊了。

这让盖里奇的那些俏皮话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它看上去是一部“盖里奇”作品，实际上至多也只是徒具其形，就像似乎失去了所谓“初心”的盖里奇本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