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短片讲的东西非常简单，就是所谓的舆论暴力，这个问题并非什么热点了，然而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关于舆论暴力背后的运作方式是更为重要的，本文真正想谈的是这部短片没有说出的内容。
在短片中，有个鲜明的特征，主体与客体二者缺席的在场，它是整个权威的运作基础，也是我们分析的开始。
真实的缺席。我们注意到，从始至终影片都没有呈现真正完整的事件，没有人目睹真正的事件，真相本身是缺席的，一切起源于一声尖叫，而我们看到要么是几张图片，要么是来自当事人的一个回忆，要么是几秒的以警察作为话语权威的澄清视频，并没有绝对的初始事件的真实影像存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二手资料，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的n手资料，一手资料一开始就不存在，而这就是整个舆论建立的基础，如同只有空洞才能被东西填充，正是有着绝对真相的缺席，他者的话语才能够去填充真实，从而作为一种话语的舆论才得以存在。
主体的缺席。短片中，主体的身份是隐匿或者说虚构的。影片中，人们仅有统一的面具、服饰等缺乏特征的形象，真正的主体是隐匿在这一套服饰之下的。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便是网络的匿名性质。只有一个人身份隐匿的时候，一方面他能够相对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所以面具人才会那么扭曲，猖狂，这是人们披上面具和服饰后，自我放肆的体现；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失去身份等事物的束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引导。短片中，显而易见的是取消了话语的存在，只剩下了图像与呢喃，那些呢喃并不是明确的话语，它们正是对取消身份之后的无意识的话语的最佳体现，一切明确的话语在这里失去，只剩下无意识的呢喃。在短片中，受害者被面具人围在中间，一个仰角镜头，面具人显得高大，且鲜红的颜色，狰狞的面容，密集的呢喃低语。这些元素显示的是一种权威，一种审判的权威，一种他者的权威，一种话语的权威，并且这种权威是隐匿的权威，虚构的权威，这种无意识的呢喃比严酷的话语更具威胁力。
实际上，我们发现，舆论暴力的威力之所以那么大，正是因为它是一种隐匿的暴力。舆论在符号层面虚构了权威，成为了权威，从而具备了十足的威胁性，甚至可以如同短片中那样将人拖入地狱。在所有的舆论中，起作用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那些明面上显得十分强力的话语，而是背后舆论通过虚构形成的符号性权威。事件本身是真实，但它缺席且没有任何力量，公众人物的话语权固然强大，但它是被身份束缚的，国家的话语虽然强硬，但它并不常常被我们听到。我们意识到，真正能够说出来，真正能被我们听到的，反而是那些隐匿了身形的话语，那些成为了无意识的话语，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受那些明面上的语言的影响，而是受那些隐匿的无意识的话语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经验的某种运作方式，举个例子，日常经验与物理公式。我们的日常经验，例如东西抛出去最终会落下，这是一种日常经验，而物理公式，它会通过符号化的公式解释其中各种力的作用是如何导致了最终的结果的，这仅仅在符号层面运作，但它却是支配着经验背后的事实运作。舆论运作也是如此，因此，舆论权威想要实现自身，必然基于自身的虚构与隐匿。
在缺席之上，构建了在场，并且在场将两种缺席联系起来，成为一体。影片的在场主要体现在其形式层面。短片在形式上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影像与现实的脱离的形式，从一开始有手指滑动画面的那一刻开始，和最后一切回到一个手机的屏幕之上，便已经是明了的，那些戴面具的人，是作为观看手机的那个真正主体的象征，是处在另一层面的，可以说那些面具人都是在看手机的人的内心的想象。主体通过自己的隐匿，成为缺席的主体，通过虚构进入关于“真实”的话语体系，成为在场，成为一种虚构的在场，并且这种在场基于自身的缺席。然后，显而易见，影片中呈现的图片是碎片式的，它和后面出现的警察的澄清的视频一样，是独立出来的，它同我们浏览网页、看图片、刷视频是同一性质的，它们都是碎片的影像，从而得以被我通过一种类似重组的方式进行解读。短片中，面具人是针对一个图片进行解读，继而开始了全部的舆论，这种解读下形成的真实，便是客体的在场，同主体一样，这种在场都是基于自身缺席的，是一种虚构的在场。同样，关于当事人出来解释事件，和警察出来主持澄清的那段影像，真相基于回忆虚构，加之警察这一元素的出现，人物在画面中只有肢体而没有头部，这代表的是一种官方的话语。整段影像要么基于当事人的一种回忆虚构，要么基于官方话语才以成为的真实，它本身其实缺乏绝对真实性，而这并不是说它是假的，而是说它本身是一种影像，只是这种影像具备虚构的符号层面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甚至超越了原本的真实。在这里，两种虚构性在场联系起了缺席，此种缺席的在场让影像层面的符号真实超越了现实层面的绝对真实。
舆论中，关于虚构与权威的运作的典型案例便是李文亮事件，在李文亮出事的那一天的凌晨和早上，官方与社会舆论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在悼念英雄李文亮的同时，不应该忘记的是那一晚舆论爆发下的真实。事后官方的真实取代了真正的真实，但和文章前面所提到的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官方的真实是假的——李文亮毋庸置疑是英雄，是吹哨人——而是说它本身是一种基于符号权威的真实，在这取代的过程中，虚构与权威已然开始运作。另一个层面，虽然官方采取了强力的手段，并被许多知道真相的人所不齿，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群众实际上是知晓“控评”这一塑造虚假真实的方式的，他们本身就是这种虚假的信奉者，但当一个他人，或一个崇高的客体，也开始明面信奉这种虚假时——纵使客体的真实便是基于这种虚假——便会遭到批判，这种关于权力争夺的逻辑不在文章论述范围内，但是，这种强力的手段，其实只是一种强力的表面的话语而已，真正意识形态层面的事物并没有被波及。它当然有用，睡梦中错过了那晚的群众便是它的直接“受益者”。但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并不是这话语本身，相反，正是这种强力的手段，让本该显现的事物隐匿了，从而能够成为强力的无意识的话语，毋庸置疑，近年来高涨的爱国主义是隐匿的事物之一。无论如何，从结果来说，官方取得了胜利，无论是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的，如同短片中最终胜利者永远是舆论一样。我们意识到，影片中那个被舆论暴力死去的胖子是小的，逝去的英雄李文亮也是小的，但他们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悲剧。
简单总结一下，主体与客体缺席的在场是舆论发生的前提，虚构与权威是其基本运作形式，虚构影像在其中成为了真实，并且超越了真实。
那么，这一切的动力是什么。在短片中，一开始是白色面具者无聊地低头寻找着蚂蚁，后面是一位下班回家后疲惫的人，还有两个天真的小姑娘，所有的人最后成为形体相似，并且还是从原本的自我变成形体相似的人，除了前面所讲的身份的隐匿之外，还有一种对存在的遗忘，在穿上统一的服饰的同时，他们同样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意义膨胀的这个时代，无数符号围绕着我们，我们比过去能够了解更多，但我们反而无法真正认识任何事物了，恰恰是因为信息的充盈产生了认识的匮乏，焦虑与虚无席卷，人们不能容忍自己整个夜晚在沉默不语之中度过，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得讲点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幸免于谈论之难，一切都成为供人们漫无边际去闲谈的琐碎题目。但在另一个层面，我们看似言说了很多，实际上都是影像中无意义的呢喃，我们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事物，我们已经失语，我们如此目瞪口呆，我们已经没有可以脚踏的实地，我们不去行动，但也有别于单纯接收，而是张开眼，张开嘴，使富有活力的影像中立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循环，因为信息与意义的溢出而感到虚无，想从繁复的符号中找到存在，于是通过话语去言说，但却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呢喃，扑倒在舆论权威运作的逻辑之下，回归原始，收获的反而是对自己真正存在的遗忘。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虚无，人们才渴望权威，渴望让让自己成为权威，甘愿让自己屈从于后现代的逻辑，最终反而忘却了存在，而这不过这是荒谬生活的一角。
分析到此结束，这部短片，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层面都超越了一般的舆论暴力层面，舆论暴力仅仅是其表面。其真正的价值，和真正讲述的是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超文本时代，舆论和真相的运作方式，其中权威，虚构，影像，真实的关系，整个短片形式与内容统一，主题在手机屏幕昭示的形式下得以升华。但是，电影，文学，或者更广泛地说，艺术，它们绝不仅仅止步于自身。相反，一切艺术都是外部的艺术，一切意识都是外部的意识，这短片给我们的思考也不仅仅止步于舆论暴力，它所提出的概念是否在更为广泛的层面运作，是值得探讨的。这部短片，我们其实只看到两个东西，一:权威与虚构的关系，二:真实与影像的关系。那么，这些概念又是如何在更广泛的生活中存在的？
（注：反转思路、父权、理想信念的基本看法来自齐泽克）
首先，在权威与虚构的关系中，一种符号性的权威想要实现自身，反而是基于自身的虚构与隐匿，这并不是说符号性权威早已是虚拟的了，而是它只能够在虚拟的形态下实现自身。举个最为基础的权威：父权。父亲的权威来自其身份，而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作为权威的父亲并不需要打骂你，他仅仅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凭借他的身份便能使你顺从。而一旦他不再正襟危坐，反而开始对你施加强力的措施，诸如殴打，辱骂等等，尽管你身心在忍受着疼痛，但毫无疑问的是，你能感到这样的行为中暗藏着某种可笑的无力感，你会发现你的父亲不再那么天然地具备父亲的威严，因为此种建立在明显的暴力措施之上的事物也许是某种权威，但它绝对不是父权。因此，任何一种符号化的权威，当它被完全地实在化，成为了现实的威胁时——例如你父亲对你的打骂——那么它便是在自我毁灭，它危害到了自身的权威性。
理想信念的也是如此，理想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成为理想信念便是因为它是一种虚构的崇高。首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崇高的目标，但让理想成为理想的是其与现实的距离，它是我们生活中所必然不会遭遇到的，我们经验中必然不会实际存在的，它只能在理念和想象中存在，它代表着一种“不可能性”，因此，我们通过这段必然存在的距离，实际看到的是某个代表“不可能性”的崇高客体。例如当下饭圈的偶像崇拜，有些人认为粉丝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偶像，应当是非常想同他们缩短距离，亲密接触的，然而，事实上正相反，粉丝反而希望保持这种距离，他们甚至害怕接触，害怕触摸到真实，因为真实会打破崇高。粉丝们只信奉自己信奉的真实，“远远地”看着可能是大部分粉丝的心理，但这也是崇高之所以成为崇高的原因，崇高从一开始就是外部赋予的崇高。相类似的，政治崇拜，宗教崇拜等等均基于一种与客体的不可跨域的距离，基于一种“不可能性”。其次是信念，信念是因相信而成为动力，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需要去相信那些信念，我们只需要假定他人是相信的即可。拿齐泽克曾举的例子来说，你是一位母亲，当有人问及你是否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存在时，你会回答：“不，我不相信，我只是假装他存在，好不让我的孩子失望。”不过当你去问孩子们同样的问题时，他们会说：“我们不相信，我们只是装作天真，好不让我们的父母失望并确保我们能拿到礼物。”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相信那些信念，但每个人出于某些目的，例如让某些无知的人不失望，抑或满足自身的高贵，人们都无意识地假定他人是相信的，这就足够了，这些信念因此便“成真”了。它们因此便构造了现实，它们在现实中起作用了。因此，理想实际上是理想的“不可能性”，信念实际上是信念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在舆论中便是一种缺席，崇拜或相信则是一种在场。
按照常理这种“不可能性”应当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但在现实运作中它却如此强力，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除了本身的运作机制外，这种基于“不可能性”的虚构的权威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一方面想要跨越“不可能性”的距离，采取任何意义上可行的措施去到达客体的彼岸，满足客体在场后的快感，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真正达到时，客体的“不可能性”成为为可能性，客体的距离不再存在，客体的崇高被瓦解，欲望的对象被瓦解，我们感到的不是充盈而是一种罪恶与失落，这时候客体的崇高性反而被更加地强化了，它变得更具约束力，更具天然的权威性。看似我们只要到达客体，只要我们实现所谓的理想就能够收获快感，但实际上作为源头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固有一种“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下诞生的权威规划出一种禁忌，而这种禁忌之所以得以被遵守在于这种权威的“不可能性”，在于它是虚构的权威。简单来说，在这里诞生了一种奇妙的辩证法:突破束缚收获自由的前提是束缚的存在，只有束缚一直存在，我们才得以继续享受自由；只有真相的缺席一直存在，我们才能感受真相；只有偶像的缺席一直存在，我们才能迷恋偶像；只有理想信念的“不可能性”一直存在，我们才能谈论理想；只有符号性权威基于自身的虚拟，它才能实现自身。
那么，这种禁忌与规训的内容是什么？在精神分析中，只有父亲归来，我们才能够继续享乐，弑父最终产生的是来自父权的规训与禁忌，它规定了父亲的归来，它规定了弑父的禁忌性。同样，在信仰的运作过程中，只有不合信仰的现实存在，我们才能继续信仰，实现信仰最终产生的是来自信仰的规训和禁忌，它规定了“黑暗现实”的存在，它规定了改变现实的禁忌性，即实现信仰的禁忌性。因此，禁忌所禁忌的是到达某个客体的禁忌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口号中，实际上包含着禁忌自身实现的含义存在。
其次，真实与影像的关系，短片中的影像，是一些事实的碎片描述，它描述了一些信息，因此，在更为广泛的层面，客体即影像，影像即符号，符号即讯息。而在真实与影像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一般认为，影像是对真实的再现与模仿，诸如电影，纪录片，照片，新闻，甚至是史书等等。但是，影像与真实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同汽车与玩具汽车之间，只有外在的相似，其生产过程，内在动力都大相径庭；因此这种相似不过是表面现象，不过是幻觉。同理，对于一张照片而言，其结构、生产方式与被摄物体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对于这种多重的，风格化的影像而言，它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不满足于仅仅成为“原物”，它模仿真实不是为了成为真实，而是为了超越真实。相似性只是形成伪装，建立全新富有生命的维度的开始。变色龙模仿树叶，并不意味着成为树叶的状态，而是证明自己更优一等的动物性。舆论讲述真实不是为了还原真实，而是为了超越真实；机器人的形象像人，不是为了成为人，而是为了超越人类；书写影评不是为了评价电影，而是为了创造新电影。但是，真实究竟是否存在，或者说何种意义上真实才能成为真实。其实前文已经有了解释，真实成为真实的前提反而是基于自身的缺席，真实实际上禁忌了到达真实的可能性，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因此，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虚构，这种虚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本身既是因又是果，因为影像冒称自己是真实，所以它成为了真实，并为人们所接受，最终，真实与影像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
现在关于女权等问题逐渐变成了某种政治正确，称为意识形态强权的象征，相关事件层出不穷，但是除了事件本身，我们应该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物，关注那些概念是如何运作的。许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后真相时代，然而，事实比这严重得多，这里已经没有真相，只有不断漂浮的符号围着空洞中心旋转，我们成为一块海绵，影像不再为表意所锚定，他们漂浮在超空间中，语言也不再明确，能指混乱地滑动着，彼此置换。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真正的使命和意义在于塑造话语，在于从真实与影像中，找出权威的运作，并将之告知大众，而非仅仅的考据真实，如同历史学和考据学的关系，一个只是方法论，它绝对无法成为历史本身。
真实，虚构，影像，权威，这些概念经久不衰，如同时间，死亡，语言，这些概念一样，且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更需要这些概念。
最后，以布莱希特的一首小诗结束本文章。
在黑暗的年代
还有歌吗？
有的，还有关于
黑暗年代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