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利斯·戈都诺夫》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于1824至1825年间创作的一部杰出戏剧（1831年出版），它被称为俄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

作品表现的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的“混乱时代”。当时专制统治严酷，波兰、瑞典经常入侵，皇位更迭频繁，人民起义不断。普希金选择了这个时代作为背景，是为了探讨在农奴制重压下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普希金进行创作时，正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当时普希金政治情绪高涨。他写历史，着眼点是现实。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作品中的两个人物：鲍利斯·戈都诺夫和伪季米特里都是悲剧形象。他们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在剧中出现的群众形象，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通过幕终时“人民沉默无言”的描述，已经鲜明地表现了普希金的观点：得不到人民支持的人，终究要受到历史的审判。历史是无情的，这一点无人能够抗衡。

影片《鲍利斯·戈都诺夫》拍摄于1986年。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1920～1994）在改编古典文学作品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1966～1967年间，他曾将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拍成四集影片。1977年，他还将契诃夫的《草原》搬上银幕。此外，他多次在根据古典文学作品拍摄的影片中扮演主人公。邦达尔丘克关于改编古典作品的创作原则是“忠于原作”。他多次申明，根据古典作品改编成的影片的“作者”，应该是原作者，而不是改编者。他的这个原则，也体现在影片《鲍利斯·戈都诺夫》的创作中。他在谈到普希金这部作品时是这样说的：

“《鲍利斯·戈都诺夫》是一部历史悲剧。它表现的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永存的人的生活片断。普希金创作这一悲剧时还只有26岁……今天，当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史料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一百多年前普希金就对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一事件的实质，有了极为透彻的了解……普希金所创作的鲍利斯·戈都诺夫的悲剧，是被人民推翻了的统治者的悲剧。要想真正了解过去这一事件，能够有视觉感地、极其具体地了解它，仅靠历史学著作是不够的，不论它的论述多么详尽。要了解所有生活细节，就需要艺术，需要艺术的天赋，需要爱，而爱是与真诚联系在一起的。一位导演，不论工作时怎样努力，不论其专业水平多么高超，如果缺少了爱的情感，是什么也拍不出来的。没有情感的艺术是不会出现的，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而观众的反应是与我们创作者进行拍摄一部影片时所具有的个人体验的程度直接成正比的。把事实真相充分表现出来，不使用任何花招手法而使观众为之激动，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邦达尔丘克本人在影片中扮演了鲍利斯·戈都诺夫。在谈到这个形象的特点时，他说：“在这个俄国沙皇身上，并没有丝毫的‘恶魔的特点’，如人们通常所认为和描绘的那样。鲍利斯·戈都诺夫是一个仪表端庄、十分虔诚的人，是一个非常顾家，很有自制力的人。他从来不喝酒。他走路时总是跛着一只脚，因为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症。他起初拒绝接受王位的理由之一，便是健康情况不佳。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始终为杀害小皇子季米特里这一行为而懊恼。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始终沉重地压在心头。”

“戈都诺夫掌权之后，首先是废除伊万雷帝可怕的遗产——沙皇自封的土地，随后又取消了拷打和绞刑。戈都诺夫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灾荒年代向民众打开粮仓，真正爱护老百姓的沙皇。但他后来改变了作为……”

悲剧是最高的样式，到结尾时会出现“净化”。影片中最后一场表现人民良心的觉醒，就是那种“净化”。这场戏正是根据普希金作品中的最后一句话“人民沉默无言”而拍出来的。

影片的成就与演员准确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分不开的。除了邦达尔丘克扮演的主人公外，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称职。关于这一点，邦达尔丘克说：

“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时，对演员要有特殊的要求。他们念出的台词，必须符合普希金原诗的韵味。台词的音调要极其准确，注意分寸，最小的误差都会破坏一切。各个细枝末节都必须极为和谐。我作为主角的扮演者和导演，对挑选扮演鲍利斯·戈都诺夫的女儿克辛妮娅和儿子费陀尔的演员负有主要责任。我认为，我自己的一双儿女阿琳娜和费道尔不仅从年龄上，而且从他们所受的教育上来看，也很适合扮演这两个角色。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其他专业和非专业演员也都很称职。”

除了演员表演外，整部影片风格凝重，非常符合原著精神。影片对于富于哲理的普希金的语言及诗体的节奏，也尽可能保留其本来面目。影片场面华丽，气魄宏大，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影片《鲍利斯·戈都诺夫》是苏联电影史上第一次将普希金这部优秀作品搬上银幕。同时这也是苏联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谢尔盖·邦达尔丘克38年电影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作品。影片在苏联电影史上，特别是在苏联电影改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