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8-14

红色沙漠:呻吟是否真的因病？——拙议创作者如何求取观众理解

《红色沙漠》的割裂感
《红色沙漠》凝重阴郁的优美影像风格对工业城市的冷酷沉重感确实有很好表达效果，但这种好效果的成功发挥仅限于外景镜头。对“人”的表达是失败的、单薄的、非自然的、生硬符号化的，所以观影过程给笔者带来了严重的割裂感，每当看到高度风格化的外景镜头都不由得由衷赞赏，但是镜头一到了角色身上，每一分钟都变得十分难熬，既无趣又无义。
创作者是否应该主动帮助观众理解，呻吟真的因“病”而起？
导演把叙事镜头对准的是一位在冷漠压抑的工业城市中因为人际关系的隔离寂寞的折磨而产生病态的女主角，把全片内容聚焦于表现她的寂寞和痛苦，但却全程规避了女主角痛苦的“因”而只表现其“果”。甚至干脆把女主一开始就设置成精神病人，这样倒是可以一次性解释女主角之后的一系列夸张（此处夸张仅指表演幅度）的痛苦情绪外化的神经质肢体表演，也顺利成章地逃避了构建造成女主角之病态精神的原因情境这样一个艰巨的工程，但这个被创作者逃过的工程对于观众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观众不是女主角本人，越是异质化的人物，越是私人化的情绪和思想越是有进入其中的难度。一般来说，即使是有较高审美水平和理解能力的观众要理解女主角的精神困境，也需要创作者先给出足够的“因”的表现和铺陈；进一步的，如果还想要得到观众的共鸣，那就需要将之观众感受的主要人物处理成为有活人气息的人。
比如，《牯岭街》中的男主角也是一个异质化的人物（少年杀人犯），如果没有前面三个多小时的铺陈来给出小四精神状态和行为动机的“因”，观众就很难真情真心地进入一个少年犯的痛苦的内心世界还为其流下共鸣、同情的眼泪；《大红灯笼高高挂》如果少了几次捶脚情节，就不会让观众对那种征服大院女人们的神秘力量（也就是“因”）产生真切的体会，也就不会进入颂芝的内心、接受她的心态改变；同样是不那么重视叙事的《阿飞正传》，一个浪荡子内心的痛苦绝不是靠向配角说“我很空虚，你知道吗？我内心很空荡”这样的几句干巴巴的抽象思维独白或者几场歇斯底里的外化性肢体表演就能浸入观众心里的，我们会看到生活化的布景和暧昧的灯光，看到男主角的油头、钟表、无聊的眼神和做爱后的汗水，看到他真切的糜烂生活和花丛游戏，看到他的养母和生母对他神秘的抛弃和凝视……在这些“因”的情境的铺陈之下，观众感受到了活人的气息，观众进入人物内心的门槛被创作者运用成熟的技艺巧妙地拆掉了，观众没有被自诩深刻的表达者高冷地斥离，而是被一个技术高超的艺术家真诚地悦纳到对电影深度理解的意蕴世界之中。
本片的失败之处也就在于此，逃避“因”的后果是使得影片中的女主角的挣扎痛苦姿态全部变成斥离观众的私人呓语和无病呻吟的扭捏作态，在“理解”的第一道门槛上，已经非常赶客（估计会被不少不买账的观众直接斥为小布尔乔亚的矫情）。而女主角的存在也仅仅是一个按照导演自己的“哲思”表达需要而捏造出来的精神病角色，是功能性的，不仅女主角一人，所有的片中人物也都是功能性的抽象符号化纸片人，其思想行为方式、情绪表达模式都是高度抽象化、极简化的，追求一种反自然现实的形而上的精致简洁效果，让人物看起来像是蒙德里安的绘画和无印良品的家具，只是作为脱离实际的纯粹抽象思维符号存在，也就使得没有一个人物是有“活人味儿”和真实感的。这就更不可能得到观众共情了。
诚然，创作者表达的目的也许不总是要达到让观众深入人物内心的效果，也不一定需要他们深度共情、涕泪纵横，然而，笔者始终认为，成功的表达最起码需要得到受众的理解，而导演也不应该设置高冷赶客的观影门槛，因为作为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它的表达是自带交流属性的，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应该有能力用高超的技艺控制观众观影时能够最终理解与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
附：个人吐槽
哇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难看的电影了（不过我看过的电影本来也不多），观影过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上世纪那些黑白片时代的欧洲日本大师们像戈达尔特吕弗伯格曼安东尼奥尼黑泽明塔可夫斯基之类的真的集体搁浅在我的审美死角，属于看过每人一部就不想再看这帮人任何其他作品的那种。一门心思去探究一种狭隘又自闭的私人小“哲思”并为了配合他的纯粹抽象的极简“哲思”而人为捏造一个符号堆积的脱离复杂现实的电影世界（他们的思想也不一定是浅薄的，但一个失败的表达会使再深刻的思想和再厚重的情绪都在最终的呈现效果中黯然失色）,我认为这种创作思想水平跟很多B站中二少年类同，欧洲小布尔乔亚的自由理性纯粹形而上哲学精神欣赏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