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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