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村修就：宽政7年（1795年）— 明治11年（1878年），江户时代武士，小名釜五郎，通称庄五郎·清兵卫，号精斋·闲斋。父御庭番家筋川村修富。
修就得到当时的老中水野忠邦作为后盾，因此很顺利得以发迹。同时因为修就的姐姐唯嫁入御庭番名家明乐家，修就也得到了当时的胜手方、勘定奉行明乐家当主明乐茂村的推荐。
文化13年（1816年），修就在22岁时成为小十人格御庭番。
文政12年（1829年），修就成为両番格御庭番。
天保4年（1833年），修就晋升賄頭。
天保10年（1839年），修就晋升御裏御門切手番。
天保14年（1843年），长冈藩新潟港被幕府收归天领，修就被任命为初代新潟奉行，任职到嘉永5年（1852年）。其后就任堺奉行，大阪町奉行。
安政2年（1855年），修就担任长崎奉行。其后就任小普請奉行和西丸留守居等职务。于元治元年（1864年）因高龄而退职。
庆应3年（1867年）将家督之位让与嫡子归元。
明治11年（1878年）卒，享年84岁。
参考文献：
小松重男，《幕末遠国奉行の日記--御庭番川村修就の生涯》，（中公新書、1989）
深井雅海，《江戸城御庭番 徳川将軍の耳と目》，（中公新書、中央公論社、1992年）
清水昇，《江戸の隠密・御庭番》，（河出書房新書、2009年）
（转）论德川日本的密探统治
一、猜疑不安的幕府
1603年以前,日本列岛处于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所谓“战国”时代(1477—1573) 。在这个到处充满着破坏与杀戮的年代里,除了内战中常见的、展开于各武装势力之间的军事斗争外,还进行着另外一场颇具日本特色、发生于同一武装势力内部的权力斗争。
所谓同一势力内部的权力之争,是指下级将领或至亲同族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发动兵变杀掉上司、首领或父兄篡夺权力的叛逆行为。据当时在日本活动的西方传教士记载,在短短的两年内,仅仅在京都地区,就有11名首领和将领,惨死于他们的家臣或亲族发动的叛乱之中。这种叛逆行为非常普遍,相当严重,每个人都把其余的人当做敌人。这种时代特色,在战国首领的经历中都有所体现;其他首领姑且不论,我们仅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三位以接力方式结束战国混乱、统一了日本的人物的经历中便可察知一二。
织田家族以杀害自己的首领起家,其后裔信长,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国枭雄。早在成名之前,信长曾诱杀了企图谋叛的一个弟弟。后来,这个一旦震怒,整个日本都为之颤栗的英雄人物,并没有战死沙场,而是死于其亲信将领发动的兵变之中。信长死后不久,织田家族便被信长的部将丰臣秀吉剿灭。此后,秀吉不断壮大势力,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并称王日本。开始,年迈无后的秀吉,曾一度指定外甥秀次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然而,随着亲生儿子秀赖的出生,他与秀次的关系逐渐恶化。于是,秀次铤而走险,阴谋武力夺权,谋泄,被秀吉满门抄斩。至于家康,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为叛臣所杀,他本人也曾杀死阴谋通敌的原配夫人和长子。称霸一方之后,家康信誓旦旦地接受病危的秀吉之托,充任秀赖的保护人。可是,秀吉死后,他不仅没有如约起到“保护”作用,反而频频设计挑衅秀赖,最后阴谋得逞,秀赖家族中计灭亡。
这种险恶多变、骨肉相残的恐怖时代,不可避免地使创立其中的德川幕府生就了一种猜疑不止的紧张心态。幕府既不信任最后归顺家康的前敌异己领主(外大名) ,也不信任早年归顺、后来跟随家康定夺天下的亲信领主(谱代大名) ,甚至不信任与家康有着血缘关系的同姓领主(亲藩大名) 。反之,这些领主、尤其是异己领主也并非心悦诚服地拥戴德川家族为其盟主,只是迫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才勉强俯首称臣。他们领地广袤,拥兵自重,经常在作着战斗准备,一旦有机可乘,便可能犯上作乱,乃为幕府的心腹之患。
德川幕府所继承的政治传统与它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迫使幕府高层制定了种种严厉的统治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当属由本多正信倡议并被彻底执行的方针最有代表性。本多足智多谋,善于行政,时任家康的首席顾问,在幕府机构的创立和统治方针的确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认为,当世之人无情无义、杀亲弑君,所以绝不应信奉仁义之道,实施爱民之政,而应运用谋略术数,施行恐怖政治。本多所说的谋略术数,即指密探统治。他建议向各地藩国派遣暗探,秘密调查领主们的一言一行;一旦发现有人图谋不轨,就大军压境予以剿灭,即使是亲生骨肉也决不能心慈手软,因为“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本多所倡导的密探政治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在叛逆之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只有事先探悉叛逆的阴谋并迅速挫败之,当权者才有可能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探悉阴谋的最佳手段,莫过于派出暗探潜入危险人物的身边,监视其一举一动。本多地位特殊又主管行政,他的意见足以代表幕府高层的真实想法。就这样,在猜疑心理的驱使下,德川幕府试图通过派遣无数密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谍报活动,了解并控制一切正在发生和行将发生之事。事实上,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诞生之时起,德川政权就几乎是一个对日本境内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的全知政府。
二、密探的组织与手段
德川密探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受幕府直接领导的御庭番众。它设立于1617年,属下共有4,000多人。这是个庞大的谍报组织,因为当时幕府直辖军也不过22,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幕府军队中约有1/5的人,是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这个4,000之众的密探组织,由20余名御庭番指挥。这些御庭番与德川将军、大老、老中等人共同组成中央幕府。因其职能关系到幕府的生死存亡,御庭番们重权在握,待遇特殊,可随时觐见将军,甚至有权否决将军的意见。另一个是将军自己的私人密探队,密探50余人,皆为世袭。
尽管在幕府创立之初,将军自己的密探就已经在活动,但将之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确立下来,则是在17世纪初德川吉宗继任第8代将军之后。
德川密探大都素质精良,禀赋较高。他们事先要接受特殊训练,诸如乔装打扮、尾随盯梢、翻墙越壁之类,都是必修科目。在所有科目中,乔装打扮是重点学习的技能之一。经过训练,探员们能够把假身分装扮得十分逼真,以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很难把他们辨认出来。至于假身分,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其中乞丐、游僧、货郎这三种人,由于社会上最常见,不易引起人们的警觉,所以特别受到青睐。化装地点一般设在幕府御用商人经营的服装店,那里服饰种类齐全,能够满足探员们的各种需要。现代日本的老牌商家、大丸百货公司的前身——大丸和服店,便是密探们专用的化装地点之一。
除了乔装打扮等基本技能外,探员们还重点学习如何察颜观色,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会根据对方不同的性格,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之打交道。他们有时会装得笨头笨脑、愚昧无知,有时会装得卑恭低下、和蔼可亲。面对如此憨厚可爱的人物,很难有人不放松警惕,畅所欲言。德川密探的这套伎俩,后来为明治日本的谍报人员所继承,并被“发扬光大”。甲午战争期间,一位中国士人针对日本间谍肆无忌惮的刺探活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倭之人心也,无论至于何国必自甘卑微,伪为诚实之态,结纳当权与在营供差者,征逐往来,居然挥霍,且能委婉陈辞,足令人将机密之事无心吐之,彼则有心听之,其奸谋诡计非特愚人受其害,即智者未必不被其愚也。”
探子们的活动地点,通常为旅店、妓院、浴池等娱乐场所。人们麇集于此,会谈论各地见闻,交流各种信息,探员们能够从中捕捉到可资利用的情报。此外,各地的寺院,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要地之一。那里保存着附近居民的各类档案,经常接待络绎不绝的香客,是一个消息灵通之地;只要施舍一些钱财,寺主便会设宴款待施主,觥筹交错之间,探员们便可如愿以偿。
德川密探在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均设有秘密据点。这些据点一般伪装成旅店、货栈等机构,在商业活动的掩护下,从事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情报收集并接应过往探员。这些据点,谙练隐蔽,活动巧妙,一直到幕府灭亡,从未被发现。不言而喻,整个日本列岛上人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被刺探的目标。
三、密探的具体活动
德川幕府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密探组织,其探员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姓,从将军府内到边疆僻壤,几乎无人无处不在探子们的监视之下,就连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本人也不例外。通过广泛而有效的谍报活动,密探们曾成功地挫败了多达几十起的政治阴谋,为捍卫德川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德川密探的足迹遍及日本城镇和乡村的每个角落,在他们面前,保守秘密极其困难,出言不慎将招致杀身之祸。一叶知秋,让我们试看冰山一角。
第五代将军纲吉是一个重用密探的人,其30余年的统治期间,是一个密探活动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江户,一旦贵族家中有客,就会有人在门外打听来客姓名;如果哪家门前栓有马匹或停有轿子,就会有人询问在此聚会的目的。为此,贵族们轻易不敢聚头相会,来客则所有人马一律入内,以伪装成无人造访的假象。在纲吉执政期间,密探们还分批潜入各地活动,他们搜集的情报便是汇编于1691年、多达42卷的《土芥寇仇记》一书。这部著名的刺探秘录,汇集了包括同姓领主在内的全国200多名领主的所有情报。
与幕府密探相比,将军的私人密探虽然人数较少,但其活动能力不容低估,“货郎总督”与“苏铁问答”这两个流传至今的真实故事,便是明证。
在德川时代,为了防止地方领主扩充经济实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幕府对贸易往来实施了严格的管制。领主们不仅要向幕府详细申报贸易种类,还要缴纳税率极高的贸易税。于是,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有条件的领主经常从事走私活动。位于长冈藩境内的新潟城,便是走私贸易的港口之一。
1840年前后,第12代将军家庆决定展开调查,以便取缔那里日趋扩大的走私活动。执行任务的探员,是以川村修就为首的几组将军密探。川村打扮成糖果货郎,经过数月努力,所有内幕均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幕府迅速行动,将嫌犯一网打尽。经审讯,嫌犯的口供竟与探报的内容惊人地一致！最后,新潟城被收归幕府,走私活动随之销声匿迹。川村因功受命,晋升为新潟总督。当他走马上任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新任总督竟是不久前沿街叫卖的糖果货郎！
日本西南部有一个大藩叫萨摩,由异己领主岛津家族统治。实力雄厚的萨摩藩,兵多将勇,桀骜不驯,一直是幕府谍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次,第11代将军家齐在闲谈中对萨摩藩主说,你萨摩府内的那棵最高的苏铁树下,埋有一只刻着葵花图案的簪子。后者不信,派人赶回核实,果然不假。藩主大惊,立即造访家齐,称将军明察秋毫云云。那支刻有将军家徽的簪子,乃是将军的私人密探为证明自己成功地潜入了戒备森严的萨摩领地而留下的信物。将军透露此事的目的在于恫吓萨摩藩主:你那里的一举一动均在我的监视之下,不要以为自己防守严密就可以任意行事。这种威吓无疑会使萨摩藩收敛自己的行为,而这种威吓手段的利用,也是德川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
四、防范密探的各种措施
面对探子们神出鬼没的刺探活动,领主们几乎都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密探组织——藩府侦缉队,这些人在暗中搜寻德川密探的同时,还负责刺探领民的动向。但是,在大批德川探子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藩府探员的力量,是难以保证其不潜入领地的。于是,在组织了自己的密探队伍的同时,领主们还精心编织假象,把自己隐蔽起来。
德川末期的幕府高官胜海舟,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主子,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人为了避免密探的注意,养成了做事从不留痕迹的“第二天性”。即使有事找某人,胜海舟也决不会有所表示,只是暗中等待这个人自己因事来访。实在等不及了,就在与人闲聊时“无意中”提及他,这时身边的人就会设法让此人前来。外出办事时,表面上看起来胜海舟所办之事为甲,而实际上则为乙。为此,胜海舟曾得意地说:“再高明的探子也休想在我这里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密探统治使行事诡秘变成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性。
为了对付探子,德川时代的领主贵族们,无不使出了浑身解数,极尽伪装欺瞒之能事。此外,为了防范探子,几乎所有藩府都制定了保密规则,其详细程度堪称一绝。如,官吏不得随意走亲访友;军士不得擅自离乡赴外谋生;主仆相见时,臣下不得正视领主的容颜,领主亦不得与臣下攀谈;领主所乘车舆须厚帘遮掩;领主的指示均须侍从转达;领主的行为不得记录;而天皇本人,则甚至在看戏的时候也要藏身于竹幕之后。
1776年,第10代将军家治执政时,防范密探的保密措施,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贵族生病时,患者的性别、年龄等需要医生了解的信息均属机密,致使医生无从处方投药。对于这种事事保密的世风,当时的一位学者抱怨道:“整个日本如此这般隐身藏形,这与身处敌阵者何异?”这番怨言表明,针对密探采取防范措施,并不是一种发生在个别地区的局部行为,而是一种遍及日本各地的普遍现象。
1867年10月下旬,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两个多月前——推翻幕府的紧要关头,京都等地出现了无数“神符”自空中飘下的“奇异”现象。人们传说神符飘落到哪家,哪家就会喜事临门。于是,拾到神符的人家便开始大摆酒席,款待街坊好友,不分昼夜地狂欢乱舞。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骚乱”,很快便席卷了日本的主要地区,直逼江户,使幕府的警察力量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在这一像旋风般的群众的混乱的情况当中,推翻幕府的计划就拟定并实行了。”这一德川史上少见的骚乱,是由倒幕派组织发动的,其目的是使倒幕派领袖能够在从事联络各地反幕势力的活动时,不至于“被幕府的侦探所注意”。倒幕派成功了,目的达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维新的胜利,亦即意味着倒幕派在防范德川政权的两个密探系统方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密探统治的影响
德川幕府的密探统治,不仅迫使人们制造假象蒙骗外界,还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使得人人自危、相互猜疑,丧失了起码的互信精神。
毛利秀元原是丰臣秀吉手下的高级将领,因追随丰臣家族而被家康削减了领地。1621年,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哀叹:“德川的密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附近的领主,大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毛利家族的领地,位于日本西南地区,周边各藩的藩主,大都是异己领主,是幕府密切监视的对象。这封家书表明,身处无形的探子们的包围之中,领主们承受着深重的精神煎熬。
1714年，身为同姓领主的德川吉宗曾告诫手下官员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怕。无论亲疏贵贱，都不可放松警惕。即使面对父母兄弟，也要做到话到嘴边留一半。”这个训戒蕴含着一个无争的事实，即密探政治已经严重影响了家庭关系，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使得本来就缺乏互信和亲情的社会关系，愈益雪上加霜。也正因为吉宗意识到密探活动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所以他曾指示：“应该减少藩府探子的派遣次数，频繁的派遣会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为密探政治而深深苦恼过的人物，在继任了第八代将军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明知密探活动会危害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密探队伍。从此，日本便处在了幕府御庭番与将军密探队的双重监视之下，直至德川政权灭亡。
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培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威逼幕府开关通市。日本的政局随之开始动荡不安，推翻幕府的阴谋活动此起彼伏。为了消灭倒幕势力，幕府组织了新撰组。这个集谍报与暗杀为一体的恐怖组织，曾多次侦悉到倒幕势力的阴谋，暗杀了许多倒幕成员。倒幕运动的精神领袖、被现代日本人敬为明治英雄的吉田松阴——毛利领地的高级武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世道：“当今之世，奸细遍地，多如猬毛。游僧、残疾、乞丐、商贩、往来之客、所会之人，皆可能为奸细。我如锥在脊，战战兢兢，坐立不安。可怕啊！可怕！”随时都可能现形行凶的“多如猬毛”般的探子兼杀手，几乎使吉田魂不守舍，精神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多如猬毛”般的探子，吉田建议，领地内部消息的封锁要进一步加强，领主本人要进入让外界“听而无声，闻而无臭，食而无味”的绝密状态。在此，吉田几乎把防范密探的手法，提升到了一个可悲的哲学高度。可谓用心良苦，心机费尽。
在双重密探系统的监视下，不仅手握兵器有能力推翻幕府的武士阶级心神不定，就连没有任何权力、甚至没有生命安全可言的普通民众，也多事疑虑多端，惴惴不安。
1805年，为了加强首都远郊地区的治安管理，幕府设立了关东巡查署。这个兼有谍报与警察功能的治安机构，负责监视农民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农产品的交易种类到服务行业的经营项目，从娱乐活动内容到家庭生活的琐事，令时人惶惶不可终日。只要听到“关东巡查署”几个字，甚至连哭叫着的孩子都会被吓得立即安静下来。
生于幕末的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的一位启蒙思想家。这位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强调德川密探“非常可怕”的思想家，曾亲身经历过一位幕府官员因被密探查出家书中有不满政府的文字而被迫切腹自杀的事件。在谈到德川社会的情形时，福泽写到：“德川民众，一生只求平安无事......人心各一。他们视户外如虎狼，畏缩家中，深居简出；路遇行尸则疾步而过，径有狗粪则绕道而行，相互躲避尚恐不及，何敢聚众议论国事？”福泽的这段描述，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处在密探监视之下的德川民众互不信任、万马齐喑的精神状态。
六、结语
回溯日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川幕府并非密探统治之始作俑者。
早在古代，日本“诗赋”的始祖、密谋夺取皇位的大津皇子，便是死于其竞争对手布下的密探罗网之中。
平安朝后期的武将平清盛，曾利用“秃童”——十四五岁的少年，组织过著名的政治侦探机构。
在中世纪，镰仓幕府（1192—1330）的密探，活动巧妙，遍布宫廷，致使后醍醐天皇在密谋推翻幕府的活动中，不得不施展种种诡计以欺骗幕府的奸细。
诞生于室町幕府（1392—1573）时期的人文地理著作《人国记》一书，原是一部专供统治者参考、以日本全国为对象的刺探秘录。
在室町幕府后期，以职业间谍闻名于世的忍者脱胎而出，成为左右这个战国时代的一支重要的秘密力量。用间和防谍的统治方略，遍见于各地首领的家法之中。
因此，德川幕府的密探统治，在日本历史上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可见，自古以来，密探的利用，乃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统治形式与斗争手段。
抗战期间，我国学者于力曾写道：“敌人的特务工作，是他们统治阶层最精彩的拿手好戏。有缜密的计划，有机动的组织，有指挥的人才，有联络的中总站。”必须承认，谍报工作的确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拿手好戏，因为他们曾为练就此道花费了1，000余年的时间，倾注了几十代人无限的精力。
不仅日本统治阶层擅长谍报之道，日本平民的谍报意识也异常发达，浸润在从战国时代延续下的密探政治传统之中的他们，大都会间谍般地为本国收集情报；而身处国内时，内心中始终在揣摸所见之人真正身份的他们，则会自觉地担负起反间谍的角色。
日本的统治阶层与平民百姓，官民通同、联手合作的结果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惟独日本做得到“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反之，当外国政府试图刺探日本的情报时，他们竟会在日本找不到一个愿意合作的日本人！”
应该说，刺探与反刺探、保密与反保密，乃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精髓部分；日本，乃是一个精于探密索隐的国度，一个戒备成性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