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86.html]
目光凝视,以一种半俯视的方式定格,在缺乏表情的脸上,仿佛历史都变成了过眼云烟。从7分42秒,到8分0秒,在只有8分钟的电影里,这18秒的定格成为贝托鲁奇关于中国的一个“长镜头”:“我将要拍摄的片子是《末代皇帝》。”关于溥仪的黑白照片,成为他向西方发出的一张中国明信片,就像他在电影[《末代皇帝》]里,让一个人成为西方目光下关于权力解体的样本——当溥仪成为一个历史符号的时候,或者也是历史深处的那种无奈,那种扭曲,那种挣扎,而最后留下的是永远的哀叹。
被定格的黑白照片,是一张明信片,但是贝托鲁奇所说的中国明信片却是流动的风景,是动态的影像。1985年12月,贝托鲁奇带着上百人的剧组来中国拍摄《末代皇帝》,剧组分成几个小组,他们南下桂林,北上“满洲国”的长春,向东到上海,向西则抵达敦煌。在镜头之下,是桂林农村打牌的男人,是小巷深处独行的老人,是挑着背篓的妇人,是正在晒谷的老人,是被吓哭的孩子。而在上海,摄制组拍摄了夜晚的城市,拍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拍摄了正在公园锻炼的老人;在满洲里,他们在零下二十二度的严寒天气里记录下火车站候车的乘客;而在敦煌,摄像机记录的是荒漠戈壁,聚焦的是莫高窟里的各类佛像,以及站立在戈壁上的男人。
当贝托鲁奇的摄制组在桂林的乡野里用360度的全景记录下象山山脚安静的村子,拍下上海和平饭店的夜景,摄制了满洲里火车站的嘈杂,捕捉到戈壁滩上的行人,他们并非进入到电影拍摄中,而是以一种散文化的方式记录他们眼中的中国城乡和东方面孔。“我其实是在用旅行社的口气说:‘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中国。’而且事实上还真有这么一点味道,毕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在中国拍摄的西方电影。”1987年贝托鲁奇在受访时说。当然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但是,当贝托鲁奇的这部电影在奥斯卡上创下了历史,的确让西方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回到这些集锦式的影像片段,当这些风景和人物成为贝托鲁奇所说的“视频明信片”,一种关于观者和被观者的关系便被构筑起来,贝托鲁奇提到了两个信息,他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镜头曾经被审查。”这当然是指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引发的争议;在敦煌拍摄时,他提到了意大利语中的“电影”一词,即cinema,他说,“意大利语的‘电影’包含了‘中国’。”因为意大利语的“中国”是Cina。同是意大利人的安东尼奥尼对于中国的解读受到了政治审查,而意大利语的电影包含了“中国”,当贝托鲁奇将这两个信息表达出来,无疑是要以一个观者的身份发现另一个中国。
作为著名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必定带着西方人的视角,当中国以及“末代皇帝”成为他的拍摄物,成为他电影的客体,无疑就是一种他者,是“异域的镜像”。看见,以及有限的看见,这是关于镜像的第一层意义,但是贝托鲁奇拍摄这样一个中国,拍摄“末代皇帝”,既抵达了异域的空间,也深入了异域的时间,在敦煌莫高窟拍摄的时候,面对那些佛像,他问道:“他们在看什么?”而在戈壁的时候,他说:“向后,向后,时空在向后转。”“向后”是进入异域时空的必要方式,但是当贝托鲁奇将这些影像命名为“来自中国的视频明信片”,就意味着他所要面对的是西方市场和西方观众,就意味着要把异域中国介绍给西方,那么这个中国就变成了贝托鲁奇的中国,这便是镜像的第二层意义:作为异域者的贝托鲁奇来到中国,将异域的中国推介给西方,在双重的镜像中,这张明信片到底该用何种观看的方式?
异域的镜像,不如说是“镜像中的异域”,它在客体和主体两方面都成为了镜像,所以最后溥仪的照片在18秒的长镜头里具有了某种隐喻意义:溥仪在凝视,凝视着自己走过的历史,也在凝视着眼前的镜头,甚至在凝视着镜头后面的贝托鲁奇,在看与被看的影像文本里,关于电影,关于中国,关于历史,关于权力,都在异域的镜像中成为了一个本体论问题,就像面对佛像时发出的疑问:“他们在看什么?”

来自中国的视频明信片Cartoline dalla Cina(1985)

又名:postcards from china / 来自中国的明信片

上映日期:1985(意大利)片长:8分钟

主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编剧: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i

来自中国的视频明信片的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