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今日先锋》15期）
100多分钟的《地上-空间》是一位23岁的年轻人在半个多月（拍摄周期）的时间里做出来的一部包含了巨大野心的作品。王杨的专业不是电影，他在西北政法大学学法律。作为大学城新校区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思念的时间里目睹了这个系安近郊的农业地带由于西部大学城的建设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毕业前夕，他和摄影师薛明进入到这里的公共空间，纪录下了那些已经或正杂被重新塑形的景观。这些空间既包括已成为城镇的新农村，也有建筑工地，大型超市，豪华歌厅以及休闲广场。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一瞥农民的田地里劳动的景象——那是一片已经被征用，很快就会被开发的土地。
所谓野心，是指这个作品中有一种空间意识，作者希望通过这些空间的展示，来触及一个巨大的时代性命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命题，在当代的独立纪录片中，还鲜有有力的表现。而且王杨在试图通过空间进行表达的时候，有对这种表达有着形式上的考虑。所有镜头都应该在脚架上拍摄，没有一个画面是漫不经心的构图；他们有意保留完整的动作，以此来传达空间的感性——对那种在长期的跟拍中获得叙事的纪录方式，王杨似乎在雨开始就想做一种反叛。他意识到纪录片需要另外的格式，这种觉悟里包含了一种对既往实践的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满时有根据的。
但落实到具体的作品本身，它其实很难承载作者如此这般的宏愿。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跟人是疏远的。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在镜头中出现，但在两个小时的漫长时间里，我们感觉不到，它在那一刻，有跟人接近、并深入了解他们的愿望；但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被了解，尤其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解读和诠释那些空间的关键。作者在第一个版本中，保留了基础农民的闲谈，谈他们在没有了土地之后的尴尬境况；这几个段落可以说是全片最生动的部分，虽然之后它完全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深入和展开，但还是让人看到了一种向外生长的可能性——这些段落，在作者的第二个版本中删掉了。
删掉它们，于作者是为了保证一种“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正是这个作品的悖论所在：对失地农民的表现，可能的确是需要用一个长篇来表达的内容；但没有真正的人存在，那些空间就变成是无所依附的。如果从影像语言的角度观察这部作品跟人的关系，可以看出，当人物在中近景画面里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镜头的推拉来实现的。影像本身带着一种距离感和窥视感，很显然他们没有去尝试，让在现场的人们接受摄影机的存在。
如果把它当成一部风光片，如作者所言，“记录那些风景，展示这些奇异的风景背后人是如何活下去的”，那么这部作品对它所选择的那些典型空间的展现，常常也是不够节制的。那些超市、休闲广场、歌厅、工地的画面有一种数量的累积，但并未因此释放出更多的意义。作者有一种想把那里的全部现实拿给人看的欲望，但左中却很难分辨出他个人的视角——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空间呈现给人看？作者给出解释：因为他们的非人性和超现实。中回答即便不空洞的，也至少很陈旧，它背后是一种前工业社会的批判思维。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下的现实里迫切需要被诠释和应对的部分只能是被虚掷了。《地上—空间》怀有巨大的野心，却终于又被这种野心吞并。
但是这只是作为作者的王杨迫不及待的拿出的第一部作品。他之前想拍剧情片，但《地上》的工作令他发现了纪录片的魅力——或者说，那是一种与现实相遇的魅力。他声称还会爱那个空间里拍下去，这次的焦点将会是人，他希望“通过在土地上的拍摄获得另外一个视角”。我们期待他之后的作品，正是因为这种悟性隐含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