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5-17

慕尼黑:如何可能

今年三月份的《译林》上刊载了加拿大作家乔治·乔纳斯的长篇《复仇》，这部小说给了斯皮尔伯格拍摄影片《慕尼黑》的最初构想。乔治·乔纳斯记者出身，纪实白描的风格用在这里再好没有，如此的惨案哪里需要一丝渲染和造势，道出事实就足够让读者在残酷政治和复杂人性的强烈冲击下透不过气，连想要振臂长啸都会徒生无力之感，是啊，谁会听到呢，上帝吗？
特意把影片留在小说之后观看，好奇斯皮尔伯格会如何把自己在阅读时感受到巨大震荡通过胶片展现出来。影片对小说做了删繁就简的处理，把主题集中于对“以暴制暴”的反思，在这一点上，自然难比小说探讨问题的层次丰富，以中东盘根错节的恶劣局势为题材，文学作品的优势就在于大可以把笔触铺散开来，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对那片土地的生动注脚，同时每一个人又有都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
其实在看小说的时候，我还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个人的利益可以湮没到何种程度，在面对自己国家的时候？过程的正义和手段的正义是否重要，在自认拥有正义目的的时候？
男主角阿弗纳有一个“根正苗红”的母亲和一个没有明确表明身份但很显然是特工人员的父亲。小时在法兰克福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阿弗纳始终深深怀念着欧洲，发自内心亲近着那里的一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念”。尽管如此，对于以色列，他充满了爱国的热忱，他接受了暗杀制造策划“慕尼黑惨案”的巴勒斯坦要人的任务，没有理会为国家立下过大功然而晚景凄凉的前特工父亲的劝告“我的儿子不能重蹈我的覆辙”，在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充满荣誉感和使命感的阿弗纳成为这次暗杀活动的负责人。
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阿弗纳和他的队员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要在暗杀活动中百分之一百确保不伤及无辜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罪恶感和对自己行为是否正义的怀疑中，与此同时，每一个恐怖分子的死亡，都会有新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位置，手段可能比前任者更为毒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复仇的意义又何在？而且随着黑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消灭掉，起初的成就感很快就转化为危机感，原来除去一个人如此简单，巴勒斯坦人一定也可以很轻易的干掉自己，巨大的恐怖不眠不休地折磨着他们的神经。在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还要努力压抑住对色利当局不近人情的官僚作风产生的失望之情。
阿弗纳的父亲很显然曾被国家不公正的对待过，但在阿弗纳的母亲看来“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阿弗纳仅仅有以色列是不够的。他还有对幸福平静生活的热望。任务结束，身心俱疲的他决定移民美国，尽管拿定主意如果有战争之类自己就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为以色列效力，还是会不由产生罪恶感，“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利人来说，这个决定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
苦难如何结束？和平如何可能？
悲哀的就是答案可能并不乐观。至少目前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决。几年前的我还会想想或许人心的力量吧，可以强大到结束一切的丑恶，现在想来实在幼稚。
乔治·乔纳斯对此也有自己的评论，十分有见地，引在这里：
在我看来，反恐有没有用，不能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来决定。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有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定性的军事战斗。即便来一场“滑铁卢”，最终解决还要一两代人。
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这是个悲惨的事实。如果和平不是通过外来更强大的武力强加给战争双方的话，那么边界则完全是由胜利或者筋疲力尽来确定的。只要战斗精神尚存，国家除了每天必须战斗之外别无选择，不管一天的战斗是否能“解决”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就只能是投降和失败。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是伪善的，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在地球上画下了自己的版图，却让历史较短的国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克制——如果他们过去也这样克制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