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纹身是血泪的艺术。”
——作家龙敏
一个悲戚悠长的女声穿透了淅沥不绝的雨声，荡开摈榔树旁萦绕的雾气，清透了茅草堆积的房顶，吟吟在唱：“雨，下了一夜。我，又梦见了亲人。人生短暂啊，就像山上过路鸟，思念漫长啊，就像海里漂泊的船。我的家乡，我的天堂。想着，想着，就快要掉眼泪。”一个织着黎锦的老妪缓缓抬起面庞，镜头又逐渐拉近，于是脸上那细细密密的青色纹络逐渐清晰，歌声戛然而止，渗进不绝的雨声，画面如泣如诉。
这是纪录片《海之南》的片头。
据说黎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绣面文身成为区别本家与他族的标志，黎族子孙众多，先祖不能一一保佑庇护，所以倘若“祖宗不认其为子孙，则永为野鬼”。
海南黎族崇尚文身，男女都有以文作为身体装饰的人，但以女性尤为常见。从面部到脚部，各种线条和图案遍布蔓延，纹身最多的女子，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女子。有人说，黎家女子多是容貌秀美动人，为防她被外族掳去，于是绣面纹身，作为成年的一个象征；还有人说，黎族女子只有在将要出嫁的时候，大宴亲属，用针笔在女子的面容上纹出极细的虫蛾和花卉图案，称之为绣面，是婚姻的凭证；还有人说，文身也象征着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贫穷人、低贱者都不能文身，于是文身在这里又代表了女子是否具有金钱和身份。
以痛和血为代价的爱，是我爱你多深，就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精神上给予欢乐，肉体赠以血泪。我怕你魂归无处，所以我要你纹我家族图腾；我怕你被人强掳，所以我要你文面以蔽美貌；我爱你爱到痴狂，所以我要你纹以私处来示深宠。
这是我观影之时对黎族女子文身的评价，简直痛彻心扉，简直想要化悲愤为力量。
然而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以后，我惊愕地发现，黎族女性文身是母系氏族的遗风，是母性权利的象征。黎族先民一向贱男重女，女人可以离婚再婚，寡妇可以随意再嫁，崇拜的图腾形象又以蛙为主，而蛙这一符号又是女性形体的象征。所以以“中国人”（即中原汉族地区）的文化背景去理解某些文化，自然带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一厢情愿地认为文身乃蛮夷陋习，文身非“礼”而贱。
于是，历史行为的践行者的主被动关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你以为她处于弱势的群体，偏偏是文身这一规则的制定者。有学者认为，黎族母系社会绵延三千年，最开始的时候是母系氏族首领为了避免家族内部乱伦而绣面，以 “美丽图案”来作为乱伦禁忌来警示族人。文身作为某种功利性的目标，被日后不断宗教化，对黎族女性的审美和思想带来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绣面是对是对女性地位的显现，是对女性地位的不断加持和增强。
三千的历史长河中，文身这一行为在黎族发展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使绣面文身这一文化直至解放之后，因为审美的变化而被逐渐舍弃。美饰说、守节说、等级说、祖先识别说、避免俘虏说、成年礼说等，都是黎族女性文身得以长时间保存的原因。并且由于对于“美”的认识不同，也是文身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无独有偶，台湾泰雅族就有以文身为美的传说，从前有一男子向一女子说“你的面貌很丑，刺面必能变美。”女子同意后，男子便取黑烟在女子脸上画花纹，教授她施术方法。从此女子以文身为美。
我国从古至今，也有少数民族或者吴越地区，以文身为美。但女子以文身为美，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多见于南方少数民族为主。然而对于汉族来说，封建礼教社会对女子束缚极严，且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之间的事都要拿出来讨论一下，女子身体怎可轻示于人？于是汉族女子只能尽力修饰其面部，呈现了“面靥”“花钿”之修容之物。
然而，作为被宗教化的一种行为，期间一定会出现自愿与非自愿的现象。文身是在血肉上进行绘画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苦痛为代价的，这中间又有多少人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种强制性的装饰方式呢？好在这是21世纪，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身的屈辱史和光辉史都在慢慢淡化、远去，文身也不是男性或者女性的专利，人们爱之将其视为一种艺术，恨之将其看作损害健康的恶行。可喜，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不再承载巨大的社会文化意义，仅仅作为个人的喜好、信仰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