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米》这部纪录片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毫无疑问是张虹导演的拍摄手法，观众在镜头中仿佛身临其境，视听都直接感受到现场，没有旁白解说亦没有采访。当时她介绍说这都她所采用的是美国纪录片大师 Frederick Wiseman的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拍摄手法，即导演拍摄不可以影响事件的发展，影片中并不附加旁述、访问或者配乐，而目的是为了让观众自己去主动理解感受影片中的所见所闻。而我觉得这种拍摄手法确实很直接也很有趣，因为不会有先入为主的感觉，因为镜头也几乎都采用了平视的手法，更让人觉得镜头是观众的眼睛，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现场。这一点在《平安米》这部纪录片中表现无处不在，例如时常可以看到老人为了争夺座位互相推搡，甚至恶语相向；亦有老人为老伴取水而难以重新回到队伍中时着急得不知所措。影片似乎不像一般电影主题立场鲜明，表现老人时，有惹人心疼的镜头亦有令人费解甚觉荒唐的片段；表现警察维护秩序时的耐心和责任感，也有无奈和厌烦。甚至从一开始觉得主办方在做慈善到之后反而产生整个慈善活动倒像是自己搭了戏台唱大戏又顾不上群众演员的感觉。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通过旁白来叙述，而是通过导演的镜头。就好像张虹说的，“ 你会发现好人有可能会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变成好人。所以我们不会特意将某人丑化或美化，我们拍摄的镜头不会特意摆高或摆低，看上去好像平日你看人一样。”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导演回应“客观”这个问题时，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的正面是这个瓶子，然后背面也是，侧面也是。所以这其实回答了一个 问题，没有完全客观的存在，包括直接电影，因为导演的立场往往决定了取镜角度、拍摄场面，体现在剪接顺序中。也正如她想表达“客观”，观众所谓看到的真相恰恰是导演看到的“真相”，在表达一个“客观”事件的纪录片中，她会努力呈现“这个瓶子”的各个面，而直接电影在叙事上单单以镜头说故事，似乎确实更比旁白有了说服力。这大概也是直接电影拍摄手法的魅力所在。
其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接近片尾，派米活动结束，一位老婆婆佝偻着身子挪着她的米，一边步履蹒跚地爬着一阶阶楼梯。镜头跟在老婆婆身后，看着她缓慢地艰难地慢慢登上阶梯。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我是非常揪心，也让我想到一个矛盾的问题。Kevin Carter当年拍摄的“饥饿的苏丹”虽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却也受到公众的谴责。这样的道德考虑其实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当拍摄对象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否应该停下自己的工作先去帮助他呢？张虹导演给我了一个答案，当作为记录者，也许即使的帮助可以使拍摄对象可以在当时获得救助，胆识或许选择纪录这一切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这便显得更有意义了。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张虹也是希望自己的纪录片能在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改变一些社会现实的。也正如她所期望的，《平安米》的的确确改变了一部分社会现状。某一年，一位老妇在尖沙咀拿米时在拥挤的人群中跌倒死亡，促使政府思考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一开始还有争议和犹豫，当有位立法会议员抽了《平安米》的片段播出后反对的声音便自然没有了。这确实带给我些许启示。
另外，特别有感触的是张虹导演和学生的交流中，所受到的感动与鼓励。导演说起自己为何要拍纪录片时，笑着表示觉得自己做过很多行业，而拍纪录片是最喜欢的事情，活到这个年岁只想做自己开心的喜欢的事情了。随后又笑着说拍这个题材或那个片子都是因为好玩有趣。我想她一定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件事并且真诚坦率地表达了。因为从她选择直接电影这种拍摄手法就可以去想像拍摄的辛苦和艰难，就好像《平安米》的拍摄，由于事前并没有明确的计划，而拍摄手法也决定了电影结构叙事等不确定性，不仅拍摄过程历时时间长，任务繁重，对身体素质和临场控制力要求高，后续剪辑等工作更是繁重。香港这些年来，坚持拍纪录片的恐怕只有张虹一个，资金紧缺，工作繁重，身体条件都是问题。并且整个纪录片的氛围令人失望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事情，因此我非常受感动和鼓舞，尤其看见张虹导演眉飞色舞地谈论拍摄过程时，却如何都可以感受到那种蓬勃的力量和热情，好像是在发光的。
尽管 Frederick Wiseman认为“电影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想《平安米》这部电影，所带给我的已经不仅仅是电影的印象，纪录片的魅力，对世界的思考，更是对我本身的一种鼓励和感染，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一个艺术家对晚辈的激励和启发。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坚持去热爱，我想自己能喜欢艺术并且可以继续做和艺术有关的事真是一件太棒太棒的事情了。
Oct 20, 2013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