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3

柔情史:你对我的爱是这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

逼仄的居住空间，压抑的母女关系，在杨明明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柔情史》中，“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洞，在这里，“爱”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呈现，城市中的景观成为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女人上演相爱相杀大戏的小剧场。这是一部“挑观众”的电影，因为它将一种并不被中国观众所习惯的残忍直接抛上了大银幕。在主流影像中，很少看见如此苦涩又生猛的情绪表达。当“母爱”被文学作品反复称颂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时候，《柔情史》仿佛则似一篇出自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影像檄文，提请观众另一种形态的亲子关系的存在。同时，这也是一部与观众极为友善的电影，幽默和戏谑桥段的使用，让影片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荒诞，母女之间的互动，也让拥有相似经历的观众（尤其是那些仍旧无法摆脱家庭，与父母“蜗居”的大龄剩女）们露出会心一笑。

《柔情史》是今年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唯一一部中国大陆电影。故事围绕一对生活在北京胡同中的母女展开，也许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导演将片中的女儿和母亲的职业设定为作家——自由编剧小雾因一笔意外的稿费在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母亲因无法与赡养的老人相处，搬来与她同住，一场代际大战由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展开。母亲没有工作，平时在家看看书，写写小说，然而她的创作却始终无法让她从市侩的阴影中脱离而出。作为一名鸡贼的中年妇女，她处处钻营，爱占小便宜，更喜欢用绝对的控制权去左右身边的人事，尤其是自己女儿的生活，而她此生最大的担心，是不知自己赡养的老人会否把遗产留给自己。母亲荒谬偏执的行为方式折磨着小雾，奇怪的是，小雾也被母亲的思维逻辑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饭桌、尿盆、碗筷中互相攻击，彼此防御。在战争高潮，她们已无法面对对方。而后，她们各自经历了一场短暂而失败恋爱，在追求她们的男人身上寻找只言片语的安慰无果，她们没有勇气开始全新的生活，只能继续拥挤在一起屋檐之下。

《柔情史》是一部“手术刀式”的电影，冷静中带着犀利和极强戏剧张力。影片用几乎毫无修饰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两个女人的“双簧”，事无巨细地展露她们互相拒斥、仇恨、伤害，却又因为需要抱团对抗全世界，而不得不与彼此妥协的情形。早在短片《女导演》中，杨明明就用生猛的镜头，取消纪录片与剧情片界限的手法，挖掘当代艺术女性躯体内所蕴含的爱与欲，她用电影作为折射生活的棱镜，对准光鲜都会生活下被人忽略和遗忘的平凡角落。如果说《女导演》是一次匕首式的短小尝试，那么《柔情史》则好似一柄长剑，直刺生活的咽喉。为了让影像尽可能地凝练，导演在人物设置上做了极简的处理，女儿与母亲虽然看上去都是社会之人，电影中并未呈现她们太过复杂的社交网络，相反，尽可能地将她们的身体与情感空间压缩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电影中的小雾虽然踩着滑板车，潇洒地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在情感上也曾经游走于两个男人中间，但她真正自由因为与母亲的关系受到了无限的阻滞。母亲就更是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她，甚至会对胡同口晒太阳的街坊就戒心满满，她困于居室之内，更困于自己对人情事物的绝望之内。

《柔情史》的部分情节有时会给人用力过猛之感，比如母亲喝奶时狰狞的表情，或是小雾离开男伴张宪时令人难以理解的绝情。但在绵密的影像中，观众更多地看到了导演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淬炼。应当指出的是，影片的立意并非对千疮百孔的母亲进行控诉。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两个女人相互施加影响与压力的过程，通过诚实的镜头，杨明明描绘一段关系，并将判断的权利交予观众——究竟是母亲掌控欲爆棚，以致招来女儿的憎恶；还是女儿复刻了母亲的刁钻，使得后者更为绝望？导演聪明地利用生活化场景的勾连，告诉观众，没有一种关系是单向的。在一个糟糕的家庭氛围中，爱的匮乏就好似在暴雨夜骤然熄灭的灯泡，外力过重后，保险丝无奈地自我投降。而整个屋子的人都知道，黑暗是短暂的，光明重新到来指日可待。这也许是为什么，在诸多的残酷和不可理喻之后，杨明明还是要将影片命名为《柔情史》，来呼唤两个女人之间残存的一星半点温情。而在影片的结尾，逛街后迷路的母女跳上了一辆公交，随着这辆不知终点在何处的车漂浮在北京的夜中……这应该给是整部影片最柔软的时刻，也是导演想要留给观众的一丝希望。没有一种万能的情感能够帮助个体抵御外界的恶意，但就算是最难以相处之人，都会在某一瞬间，期待来自家人片刻的善意。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3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