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18

Public House:如何在资本之都成为一个“public” house

这篇文章在《破土》发表后，一个做“另类社区”（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机构的建筑师找到我，跟我说他们现在在做我这篇文章里写的事情，并给我发来了他的评论。然而后来我觉得，不管是我文章中某些叙述的细节还是他的评论，都曝露出对某些概念的理解有一些偏差，以后有空来写个后记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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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Public House》是导演Sarah Turner花两年时间拍摄的关于英国第一个被列为“社区价值资产”(Asset of Community Value) 的酒吧（名叫Ivy House）的故事，也是这个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存在的酒吧，在被房屋租售商通知一周内关门大吉的窘境下，却最终得以存留在公众和当地社区手里、而不是被改作商住楼的原因。在伦敦这个资本之都，可想而知何其不易。

当然如何拯救这个酒吧的故事有很多种讲法，比如像个常规纪录片那样，一辈子甚至家里两三代人都来这里聚会喝酒的居民们，讲述对这个公共空间的情感记忆；记录后来搬到附近的新居民或移民，如何通过这个酒吧融入社区，在新的地方找到共同体。这一群人为了保留这个公共空间，如何团结在一起发起运动，与政府和开发商谈判周旋，等等。

然而导演用了一种不寻常的讲法，一种集合了口语、朗诵、文字、音乐、极简戏剧、纪录和故事片的混合表现形式，让这个公共空间成为了主角，一个看得见的角色。片子最开始（或许整个片子）其实并不吸引人，以至于有好几个观众退场。确实，影片没有按线性时间来讲故事，固定镜头也非常多：

酒吧的门口，客人在慢镜头里从门口鱼贯而出，脸上有着各式各样的神采，背景音是分辨不清的众人一边离开一边交谈的实时录音；

白天，这里成了充满富有节奏感的舞步和拍手声的练舞场；晚上，男性的踢踏舞者在女性观者面前斗舞，他们成为她凝视的对象。有人语的时候，镜头是静止的，空气是凝固的；有人的体态时，镜头随着人的身体和目光而流转；

居民们组织的自创诗歌朗诵会，被剪辑成了二重诗朗诵（poem duet）的形式。导演特意安排了特征背景尤为不同的人来配对，比如新世纪初移居到伦敦、仍带着浓重口音的中年东欧女子和来自一个英国村庄、刚搬到Ivy House附近仅数周的青年，在Ivy House附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年白人男子和1980年代进入伦敦、辗转数地最后定居于此的亚裔移民，诵读彼此所作的关于“曾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一次相遇”的诗歌。当他们投入地面对观众诵读别人的经验和精神世界时，一个动人的隐喻浮现了出来：一个酒吧，一个"public" house，一个公共空间的精髓正在于此——与他者、与异质事物的相遇和了解，进入对方的世界，代入他人的回忆与历史，尝试转变自己的视角，对由自身的经验、环境形成的某种界限或局限的主动逾越，一种主观意愿上的突破、接纳、学习和共情。无论称之为一种人之常情的相互理解，还是拔到多元主义的高度，尤为美妙的是，这发生在一个作为“本地”象征的公共空间里。

晚上打烊后的，桌椅都归置到了角落处，只有舞台上留下的一束黯淡的灯光，此起彼伏的作为背景的说话声登场了，社区居民诉说自己来这个酒吧做什么，这个公共空间与自己的关系，它的变化和自己的变化，他们对什么是“本地”的理解：要多近、有多久，自己来自哪里，与当地、与外界如何关系——凝视的镜头下呈现的这个在说话的空间，不再是一个领地或容器，而是充满着多种叙述和想象，是不可见的交流，是人之间的连接，是社会关系。Ivy House之所以成为Ivy House，正是在于这样的“本地”和外界的碰撞、交流、融合，在于这个过程中对什么是本地“边界”的反复思考，在于什么是本地人和外来者，什么是社区/共同体，什么是参与和归属，在于无数不同时刻的故事和关系的叠加。它们构成了Ivy House的历史，构成它作为“local place”的一个象征，构成了它的社区价值和资源。也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和过程中形成的社区价值和资源，让它得以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对抗资本。

在这样的处理下，空间的多种样态被放大了，它可明可暗，可以静止可以跃动，可以安宁可以热烈。空间本身可以讲述故事，发表观点，激发讨论，进行对话，构建关系，唤起回忆，创造一种情绪越来越浓烈的场景。而唯一出现仅有几分钟的关于“反抗”或“保卫空间”的记录——居民在酒吧里开会商量发起“拯救Ivy House”的运动，以及怎样筹款买下Ivy House——也与其它场景一样，成为了在那个特有的空间和社会关系下发生的一个故事/社会过程。

这正是这个讲故事的方法的美妙之处，整部影片本来意在讲述保卫这个空间的故事，而关于这个特定故事的场景，与其它场景一样，成为镶嵌在它历史中的一帧。它似乎并不特殊，这个空间的故事溯源已早，也可以延绵以久；它似乎又是特殊的，这个时刻决定了Ivy House接下来的演变和可能的形态，连接了Ivy House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无论是哪种解读，空间有了时间感，空间成了一个过程。

它可能的形态。是商住楼，或供投资银行从业者们下班来消费社交的酒吧，还是Ivy House的共同拥有者可以聚会、诵诗、舞蹈、托管小孩的具有酒吧字面含义的“public” house？这是夜深人静时在停滞的空间里，一个声音发出的疑问，是这个公共空间在面临资本收编时，向人们提出的问题。

最终的回答是，2012年4月Ivy House酒吧被迫关门，居住在其楼上的居民也搬离之后，房屋租售商Enterprise Inns将整座楼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整座楼被计划全盘翻修改为商住楼，并迅速打出了空房销售的广告。但社区居民们尔后十分有创造性地，研究了Ivy House的建筑价值及其与当地社区互动的历史，借助2011年底生效的、旨在增强社区权利的“本地主义法案（Localism Act，该法案致力于在广泛的地方公共服务领域，赋予个人、社区和地方议会更多决策权，尤其关注地方竞争力、社区权利、街区规划和住房问题）”（甚感该法案名称与前文旨趣甚不相符哈哈。。。。），向当地政府（Southwark Council）申请将其列为“社区价值资产”。

这一申请的成功使社区有权将房屋销售时间延迟6个月。这给了社区宝贵的时间来筹集购房资金，他们从建筑遗产基金（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Fund），社会投资业务集团（the Social Investment Business Group），以及一个支持“社区价值资产”的政府基金等渠道，筹集到了一百万英镑，用其中81万英镑，把整座楼又买了回来。这发生在2013年3月，现在这幢楼已经涨到了250万英镑了。

买下房子之后，社区居民将完整的1930年代的内部结构和装修样式小心修补和加固，改造成了一个“工作社区酒吧（working community pub）”，作价为股份开放给社区。其中371位居民购买了酒吧股份，资金用作日常维护、装修和管理。他们构成了一个“社区利益团体”（ Community Benefit Society，英国的非盈利或旨在服务社区的产业、商业或贸易团体的一种），不论购买的股份大小，对酒吧事务享有同等的投票权。日常决策和财务管理由一个五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这五个人也是“拯救Ivy House”运动的发起和组织者）运作，当年8月，酒吧重新开张了，由此，Ivy House成了伦敦第一个合作所有制酒吧（co-operatively owned pub）。

当酒吧里举办的children workshop——供社区居民托管儿童的服务——和老年人参与的编织品小组出现时，这样一种与社会再生产，以及老年/退休成员的生活安排相关联的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公社。尽管这可能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其所有权的获取过程并不符合“公社”的逻辑。但如今谈到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其含义已经演变了很多，公社也可以不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导的，而是来自各种不同行业领域、包括广泛的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包括新兴行业如IT业，以及看上去中产化了的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从业者），就如同这371位社区居民一样。

并且可以进一步想象，公社可以不再是仅与罢工这种抗争相关，也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化再生产的策略……在罢工与骚乱之外，将之充斥在生产与消费之中的问题与再生产的可能性区分清楚，作为一种策略的同时又是一种生活的形式。（Clover：2016）”

这种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关系，决定了社区共同体可以自主改造空间的布局、形态和功能，以满足其所各类公共生产/生活需求。影片几次展现了一群社区居民一起搬动和摆设桌椅、沙发、舞台的场景，在慢镜头里和逆光的布景下，男女老少移动脚步、扭转肢体，衣角裙裾飞扬——一个包含了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劳动的场景，一个日常生活实践——将空间设置为诗歌朗诵会、舞蹈表演、平时营业喝酒或children workshop、编织品小组的所需布局。

这时我不得不回想起在关门打烊后的黑暗空间里，一个声音发出的疑问，如果这里变成一个给投资银行从业者们的酒吧，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商品化、流程化、简单化的时代。酒吧里的顾客，那些身着十分相似的衬衫西裤或小礼裙的白领们被提供的商品，不论是酒吧格局、服务还是被售酒食，都是相对固定且模式化的，他们尽管付钱消费，但对空间并没有自主权。

于是，这些长时间的、旁观者视角的、有距离感的慢镜头下，移动家具的场景的意涵便浮现出来了：对家具的自由处置，隐喻的是对生活空间的自主改造和创造，一种自主权和所有权，空间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空间的使用者。

在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一种常规的讲故事的方法里，镜头可以占有一种立场，就算它摆出一种客观的姿态，人们在面对镜头时，仍然倾向于突出他们面临空间被剥夺时不平，以及做出的种种抗争。而该片的这种讲法，故事的斗争感和敌对感被部分地消化了，“事件”被弱化了，而空间的演变与它形塑的生活的变化过程，成了可见的主角。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公社，更显著地体现为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公共空间，一种融于日常生活的抵抗的可能性，显现了出来。

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导演强调这个酒吧的风格或形貌一定要是“破旧的（shabby）”，一定要是欢迎狗狗们随意进出的。她描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从外面破旧的大草坪上，带着一脚泥，拉着一只不修边幅的狗（导演原话：shabby dog），走进一间破旧的酒吧。”这就是以一种相对比于高度秩序化、规范化的现代生活的日常生活形态，来抵抗同质化的市场理性。

Ivy House是幸运的，然而这种幸运可以在伦敦这个资本之都复制吗？Ivy House的存活源于其建筑的历史价值，也源于那371位作为股东的社区成员里，有一位律师，由他自身的职业专长，结合Ivy House的历史，形成了一个在短时间内筹得大笔资金、从地产开发商手里反购回Ivy House的主意，并在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执行了整个法律程序，实现了最终计划。尤为可贵的是，重新开张的酒吧，以独特的所有制形式和公共生活组织方式，保证了它继续发挥真正服务于社区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保证了它可以像自1930年代就开始的那样，持续塑造一种社区的、“本地”的日常生活。

显然，这个案例成功有着偶然性——社区个体成员的专业知识带来的抵抗策略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但这个由并不富有的社区实现的大额购买，其可复制性也正在于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资本生产形式的变化，而带来的工人阶级 / 劳动阶级概念的演化和拓展，以及更富弹性的阶级组织和团结形式里，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抵抗策略？

跳出Ivy House这个空间，把它放到伦敦这个大的空间背景下来看，SE15，Ivy House所在的邮政区域，也是伦敦的东南边缘。这个边缘地带正发生着什么呢？在与SE15北部交界的Old Kent Road，大规模的商住楼开发计划将替代原先的工业用地和小商品零售摊贩，而在这个高人口密度的街区，生计依赖于此的人群基本相当于格拉斯哥市中心所有商户的雇佣人数。当然，这只是正在进行中的故事之一，在当地社区和劳动阶级不断被资本推向更边缘的地带时，Ivy House以资本对抗资本，更准确地说，以变现社区价值和资源来对抗资本对空间的争夺，在这里站稳了一个地标。

在这两个意义上，关于资本之都里的第一个合作制酒吧、也是英国首个作为“社区价值资产”的酒吧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意义被低估的案例。一个看上去沉闷的、需要不少观者的耐心去看见空间在演变在叙述的影片，故事已然讲得缥缈幻美，某些景象也确实给人“田园”之感，但它没有去浪漫化“本地”、“社区”等概念，更没有退缩到怀旧的情绪和套路里，也不是简单地站到与资本/市场二元对立的抵抗立场。只是，这样的匠心独运，似乎被忽略了。

当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观察和追问的是，这个案例是抓住了资本逻辑的缝隙，还是强化了它的思路。在伦敦地产市场不断被推高的当下，社区/个人筹集大笔资金买回自己的居所是否仍是现实的——这个案例若发生在今年，社区需要筹集2.5倍于当年的资金。甚至，如果我们察看资本最终流向了何处的话，无论钱从哪里来（社区的、个人的、政府的、商业组织的或非盈利机构的），这种回购方式，以资本对抗资本的方式，是否也是对社区和公众能量 / 资源的消耗，是否同样是一种剥削？

（此文2016年7月25日载于破土网，标题为《伦敦首个合作制酒吧：如何从资本手里夺回空间》。内心os：把我的造反本质曝露得这么明显真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