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4-23

事与愿违:加拿大“百万美元大酒店”

打开窗户，让我呼吸，让我呼吸。
看着下面的街道，亲爱的我为你哭泣。
——范莫里森（Van Morrison）《结核床单》（TB SheetS）

上周在加拿大少数几个还算能看的电视频道BRAVO上看到一部纪录片《Last Call at the Gladstone Hotel》，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原因嘛，一是片中的“Gladstone Hotel（姑且叫它“高兴石酒店”吧）就在多伦多，离我住处不太远；二来也算“半拉”纪录片爱好者的我对加拿大纪录片却涉猎不多，有心弥补（要知道，加拿大纪录片拍摄历史悠久，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就是在加拿大境内拍摄的）。《Last Call at the Gladstone Hotel》平静地开篇却掀起我内心颤栗的狂澜，原因是：这“高兴石酒店”活脱脱一家多伦多的“百万美元大酒店”！

是不是那种位于市中心的老建筑都免不了没落，从豪华不凡走向满目疮痍，最后成为一群潦倒怪人的聚集地，仿佛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你连他们怎么过活的都搞不清楚，反正他们就这样活着。最妙的是，久而久之，连这样地方的管理员也沾染了“出世”气息，变得神叨叨的，到了这个程度，“氛围”才算修炼到家，反哺那些创造它的人们。片子一开始，这座“since 1884”的酒店就面临着“发展”，可该拿这里的住客怎么办？他们许多已经在此住了几十年，除了这里，没别的地方好去。我真的不太明白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使这些人聚集在此，不愿或没辙离开。酒店看起来极其老旧，是拍灵异片和侦探片的现成场所，一些住客本身就跟游魂一样，质地飘忽，边界迷朦，仿佛不是真的个体——就象《百万美元大酒店》里米拉·乔沃维奇饰演的那个女孩，不是总坚持自己“并不存在”么。而这样的住处一个月的月租是1500加币，即便在2001 年也绝不便宜，市中心最佳位置以同样价钱可以租到非常好的共管公寓。当然，这些公寓没有人每天来帮你打扫房间、换床单，也没有处熟的管理员陪你唠家常。可问题是许多人、尤其片中那个喜欢收集垃圾的老太太的屋子也不需要打扫呀！在酒店里工作多年的清洁工还抱怨说，这老太太毁坏了他们两个房间，她把屋子搞得一塌糊涂，床最后根本不能用，给她换了房间吧，原来的清洁工作简直无从下手，恨不能全部掀掉重建。

不管我理不理解，反正就有这么一帮人以这样的价格住着这样的酒店，大堂登记柜台前还高挂着“10点以后拒绝访客”的“老黄历”。协议无法达成，酒店持有人中最大的股东拒绝露面，对其他股东的各种建议也置若罔闻，谁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与此同时，有多家酒店连锁企业对收购改造计划感兴趣。酒店的住客和员工，一边如常生活工作，一边免不了对酒店和自身的前途担忧。这些住客好象除了这里无处栖身无人投靠，要是找不到别的住处，就得睡大街似的。前面说过了，对此我挺疑惑的，因为以同样的价钱、甚至低得多，他们都能轻易找到不错的公寓。也许这些人都是一帮“老派”人，就是说习惯常年以酒店为家的“飘泊客”，这样的人美国最多。咱中国人一听“ 长年住酒店”，第一反应总跟豪华呀有钱呀挂上勾，可国外所谓酒店的“常住客”，多指这些廉价酒店。他们可能习惯了住酒店，无法想象（更别说适应）现代的公寓生活。而多年相处，也使工作人员真心为他们担忧。前台那个长得跟田野里最大一块土豆、浑身洋溢着丰收气息的女孩就愤愤不平地说：“这个也不正常，那个也不正常，什么叫正常，什么叫‘正常人’？！你可以改变一个地方，但你无法改变一个人！”话音刚落，拾荒老太佝偻着腰“飘”过去，仿佛正为了“力挺”、她的这番高见：）

老太太在片中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无论何种个人特征，只要足够浓烈，在镜头下便会凝聚一种特别“抓人”的魅力，这魅力与容颜身材等外在因素毫不相干——老太太无疑具备这种魅力。别看她总蓬头垢面，可脸上时刻挂着天真如少女般的笑容。对这个世界既怯生生地又充满好奇，不时探头张望，一点响动，又被吓回去、小动物般的感觉——而且是世界上已遭灭绝、传说中空气般轻灵敏感的小动物。之所以会灭绝，可能就因为对这个什么都讲究“正常（normal）”的现实世界而言，它们太反常了。

这里说句题外话，最近因为陆川新片《南京！南京！》即将上映，相关文章多了起来，我看到有人评价片中的高圆圆，说“在她身上，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怜爱之情，因为她看上去总是像在下一秒钟就会粉碎”，这个比喻相当传神，可我还没看过《南京！南京！》，别的片子里的高圆圆虽然也让令人怜惜，破碎的“危机感”却没“深”到迫在眉睫的地步，倒是看到Gladstone Hotel里的这位老太太，一下子就想到这个比喻，也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会有怜爱之情。

要说什么人会在这轮“酒店进化潮”中首先灭绝，非老太太莫属。神秘大股东委派的新管理人已进驻酒店，带来许多新理念新规划，应运而生许多新现象。酒店多年没这么热闹了，如今，一楼的酒吧开始提供新潮饮品吸引年轻人，而不象从前那样仅以廉价啤酒“团结”一堆荷包窘迫的“老帮菜”；时不时会举行一些前卫艺术活动，形形色色的住客站在走廊尽头，默默观看一位浑身涂满油彩的古怪男人以夸张的动作扭来扭去，侵占原本属于他们的“游荡”地盘。老太太也混在人群里，脸上挂着努力投入却终告失败的疏离微笑，似乎不这样就保留不住某种权利——作为资深住客列席的权利。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老太太首先被“赶走”了，当然是合法的（这一段我去楼下洗衣房取衣服，没太搞清楚）。这时候，我们才能跟随镜头进入老太太的屋子里去看一眼、那垃圾堆里的人生。原来她是加拿大的“森茉莉”，又一位时光永驻某刻的“哈维谢姆小姐”，可她无法跟自己的垃圾伴随终老，死在自我的废墟里。她必须在法令要求下，整理行装，限期离开。

这样的行装如何整理？全是宝贝，也全是垃圾。老太太拎着个黑色垃圾袋，动作迟缓地把就近几个咖啡纸杯扔进去，颓然坐下，六神无主的样子……

镜头一转，已是两天之后。一向耐心很好的老太太头一次面对拍摄者的提问烦躁起来，仿佛等这个发泄口已久，“我都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很疲惫，对不起”，说完这句，她象个孩子似地伏在墙上哭泣。可哭泣是孩子们的“正当权益”，换成不愿长大的成年人，便是一种不忍卒睹的尴尬，不奢望抚慰，只能在无趣中讪讪收场；就象彼得·潘能在他的梦幻岛上快乐无忧直到永远，“高兴石”里的老太太，却只能离开——身边是几个硕大无比的黑色垃圾袋。酒店员工已帮她叫好出租车，老太太头上戴着不合时宜的礼帽，帽檐上还插着朵早已枯萎的花（或许原本就是朵假花，在衣橱深处长年压着，成了这副残样）。出租车到了，司机下车一看，是这样一位老太太，这样一大堆“垃圾”似的行李，连连摇头飞也似地“逃”走。很奇怪，当酒店里（在我们眼中）破败的生活平静延续时，老太太总像“下一分钟就会粉碎” 的瓷娃娃，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刻，她却如《失去的地平线》里走出香格里拉的洛森小姐，以惊人速度老去的同时，反倒坚韧起来，蹲在酒店门外，头埋进裙子里，镜头这样对着她好一阵。今天酒吧里有人过生日，比平日里热闹，“Gladstone”几个字在老太太头顶闪闪烁烁，喝彩声音乐声一波波传来，象催眠一样，把观众如我和老太太一同带进一个名叫“Gladstone”的梦境，但愿长梦不醒。然而不行，我们存在，我们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我们已然不正常了，却还归正常的规章制度管，所以我们还得站起来，绞尽脑汁想出一个电话号码，拨号，求助。

一辆神秘轿车开来接走了老太太。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酒店更衰败了：天花板漏水、墙壁皲裂、电线老化……有新思想的新经理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关于她“包容社会责任的商业模式”。不是一股脑驱赶，而是各个击破，用前卫艺术“蚕食”整座酒店的沉沉腐气。先是把空出来的房间租给了几位艺术家做工作室，里面被他们布置得花团锦簇、焕然一新，最重要的，跟挂满画作的走廊一样，有了“艺术”气息。爱发表意见的前台女孩脸上喜性的红晕褪尽，土地般的丰硕也被一副老气横秋的眼镜覆盖，拉上一层落落寡和严冬的幕布。她直言不喜欢这种改变，不喜欢这些人，不喜欢新的“Atmosphere（气氛）”，只是这一回，再没有精灵般的老太太恰好走过，用易受惊扰小动物般的抱歉微笑表示支持。所谓气氛，究竟是什么？老太太、女孩、经理、艺术家，全在强调着“气氛”，用最通俗地话说，气氛大概就是“臭味相投”，相似的气味互相吸引、扎堆儿，在其中感觉安全、舒适。楼里的老住客一个个搬走，带走的不仅是行李，还有他们的“气味”，渐渐地，气味稀薄了，消散了，气氛也随之改变，这无色无嗅无形的确认决定了某种心理归属，环境也许更好了，对某些人而言，却“更恶劣，更不适于生存”了。于是，字幕打出：某天，前台女孩称病请假，从此，再没来上班。

Gladstone Hotel就这样走进新纪元，多伦多的“百万美元大酒店”鸟枪换炮。如今，与它相连的关键词是Gay，是前卫艺术，是昂贵。每晚150-300加币的住宿费成功抬高其身价，别说那些老住客，哪怕中产阶级的度假计划，估摸着也会超出预算。艺术什么时候成为驱逐的武器、划分的标竿？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的畸形就在于：你得为不需要的“美”买单，社会由此分裂成现代与非现代；品位由此分辨出前卫与古板；人群由此分化为正常与非正常……“诊断”你变态的，恰好是另一种变态。掂量掂量，自己究竟属于哪种“气氛”，然后乖乖回到属于自己的气氛中去，直到另一次驱逐来临。

片尾，拍摄者在镜头外问锐意革新的经理，当初她口口声声“包容社会责任的商业模式”，如今商业模式成功了，社会责任呢？她支支呜呜，一反前面的侃侃而谈，说不出个所以然。

而我看过后的感触嘛，并非讨伐“资本”，也非垢病艺术，而是质疑“打着艺术旗号的资本”，其对社会公正的潜在威胁，比我们想象中大。“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这社会有生活得井井有条的积极者，也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消极者，重要的是，每一种状态都是自我选择，在其中感觉自在安全，而社会的责任，就是给每种人都留出生存空间。人最起码也是最后的尊严，就是活着的尊严，这其中包括无论在怎样“活着的状态”中，其尊严都不会被评判，成为借口被侵犯。公允地说，国际共运兴起百年，西方社会走过一条不断改良的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是比中国“先进”许多。社会再有贫富差距，再为富不仁，再欺男霸女，穷人怪人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收缩再收缩，哪怕缩成小小一团，象拾荒老太堆满垃圾的小屋，她在这个空间里，也拥有绝对的权利，享受无论怎样怪癖都无可指摘的自由。

然而，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可收买的“武器”越来越多，打破了这一平衡。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日益无趣、也愈发危险的平庸之地。看过这部影片，我专门给自己策划了一趟“瞻仰”之旅：坐了几站地铁，走了一个街口，抵达多伦多的“百万美元大酒店”，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被无数前卫艺术品精心烘托出颓废气息的平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