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国投降后不久，当时最著名的美国浪漫喜剧导演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1904-75）进入了达豪集中营（Dachau）。他和他的工作团队拍摄到的集中营被解放的照片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有关纳粹死亡工厂的影像。在二战期间，史蒂文斯还曾与另外四位著名美国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1906-87）、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1902-81）、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组建了一支全明星前线宣传队。正如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1963，美国记者和作家）的书《五人归来》（Five Came Back，2014）和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改编的同名纪录片所展现的那样，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好莱坞是如何影响人们审视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他们通过好莱坞片场制度（studio system，系指使用一定区域的宽广场地，以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电影文化产品和电影拍摄文化服务的生产与再生产系统或场所。该系统兴起盛行于1920－50年代）获得信息，并通过军方进行过滤，使用各种纪录片的形式来说服和教育大众。也许他们所掌握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直接目击。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后的75年里，目击者真实和虚构的叙述让公众对大屠杀的看法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纪录片《五人归来》（2017）预告片，导演：劳伦·布罗泽（Laurent Bouzereau，1962，法裔美国纪录片导演）。
这种流行的方式将历史经验个性化；这些叙述首先是聚焦于解放者，后来又集中在幸存者身上。然而，这种叙事是有争议性的。就本质而言，种族灭绝的叙事是以缺席者而非在场者来界定。在那个时期的主流描述中，首先是局外人的视角（通常是纳粹和盟军士兵），然后是幸存者而非受害者，而近年来，文学作品的传播也似乎超越了历史本身。在这些情况下所产生的图像只揭示了部分真相（有时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最终限制了人们对于这些事件本身的理解。即使是最好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将难以想象的事物置身于经典的、高度美国化的叙事电影制作形式中，这种挣扎感也总令人担忧。
一些电影制作人会直接搬用法西斯分子拍摄的镜头。例如，卡普拉会在他的《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电影系列剧中使用第三帝国创造的图像来试图削弱德国的形象，并希望用讽刺和嘲讽的观点来驱散敌人的力量。而法国导演弗雷德里克·罗西夫（Frédéric Rossif，1922-90）在1961年拍摄的电影《目击者》（The Witnesses，原名“犹太人的时代”）则将幸存者的证词与纳粹拍摄的当时镜头相结合，展示了华沙犹太区的生活状况。我们是否能够颠覆这些看似“纪实”的形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纳粹虚构或公然捏造了许多所谓“纪实”的图像。正如克洛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法国导演）在他的回忆录《巴塔哥尼亚的野兔》（The Patagonian Hare，2011）中指出的那样，华沙犹太区的夜店和其他场景的图像都是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外界对那里恐怖环境的声讨。如果不清楚这种背景，意图恶意欺骗的图像就会变成用来纠正最初欺骗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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