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12-19

活着:《活着》：怎样才是好时代？

早在一九四八年，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写下了小说《一九八四》。小说预言了一九八四年以后的社会。这是一本反极权主义的小说。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小说面市的五十年里，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应验的了小说描述的黑暗社会。而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比小说预言的时间早了二十年。
由张艺谋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活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时期。男主角福贵的命运起伏贯穿整部电影，是这个故事的主线。虽然是电影根据余华的小说改编的，但在情节上还是做了较大的改动。电影不及小说荒诞，虽然处处体现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小说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塑造，它没有电影描述的宏大，也没有过分明显对当时政治的批判。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拍得比原著好，但导演的明智之举在于对原著的改动，使电影最大限度地摆脱原著的影响。
电影尤其好的是皮影戏的运用。辽阔的秦腔，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加上电影哀怨的配乐更加强故事的戏剧性，同时也更好的烘托人物情感。虽然电影对烧皮影的场景轻描淡写，但却让人难以忘怀。由该场景想到的是电影《霸王别姬》里烧戏服的片段。以及勾起一些不堪的记忆，例如“破四旧”。文明付之一炬，人与人相互揭发，人类变得面目狰狞。李锐的小说《人间》有这么一段话：“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当屠杀演变成大众的狂热，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木筏，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为了什么？慈航苦渡，到底能让我们测量出怎样的人性深度？在这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善恶抉择的人世间，生而为人是一种幸运，一种罪恶，还是一场无辜？”我想用它来描述电影是恰当的。
电影中每个人物都是艰苦的。无论原著还是电影，都没有过多描述人物与命运的对抗，以及对不公的反抗。反而，在电影中让人们看到的是死的轻易。很多时候，生比死还艰难，特别是生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时代。电影中福贵和春生被国名党拉了“丁”，后来他们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发出了感叹：回去一定好好活。在一个混沌的时代，人必须面对多重的苦难，而死却轻而易举。有庆因为在学校看守炼钢的时候不小心在围墙下睡着，又因为区长不小心撞倒了围墙，就活生生被砖块扣死了；凤霞则在医院生产遇到那么几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医护人员，然后大出血死了。家珍在有庆的坟前说：“有庆生前从没睡过一个好觉。”不禁让我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有庆被砖块往身上扣的时候，区长正被送往医院，真正需要被急救的却得不到。话说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年代，大家同处一个阶级，不分你我。但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黎民百姓的命没有一个区长的胳膊重要。凤霞的死更是无辜，因为王大夫被饿三天，硬生生咽了七个馒头撑着，没办法给凤霞施予急救。话说那是一个思想先进、推陈除旧的年代。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经验资深的教授被当众游街，不学无术的小护士却上了手术台。其实这一切都不难想象，因为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下乡劳改，没有知识的“贫下中农”却可以当校长的年代。一切都是扭曲的、愚昧的。在今天看来，像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电影有一句经典对白重复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福贵对有庆说的，第二次是福贵对馒头说的——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就变成一只羊，羊养大了就变成牛……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日子会越来越好……这是主人公对未来美好日子无限的期盼，但也是导演对当时政治的批判与讽刺，以及抗议。
这部电影在国内还是禁片，这又不禁让我想到《一九八四》。它说：“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因此正处于被翻译之中。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会是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着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处于被重写之中”。
国家只是统治者的工具，而话语权往往在统治者一方。无论社会是以怎样的一种制度存在，百姓都不理，百姓要的只是安定的日子。只要百姓能过上好生活，无论国家体制还是社会制度，都是好的。百姓要的是自由、民主。而不是时刻不敢懈怠，活于“老大哥’的阴影之下。
电影想给我们的或者是一种启示——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更不应该逃避。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好时代，但好时代也存在隐忧。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开明，更正确地面对历史？怎样才算是自由平等的好时代？乔治·奥威尔这样说过：“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