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11-20

烈日灼人:怎样的烈日

上周因为分手，重温了一下《西伯利亚理发师》，那部她推荐给我的片子，看完没停着，又看了一部俄罗斯电影《毒太阳》，都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作品。最近一直思索着写点儿什么，但真地是因为这部电影有着太多深刻的内涵，所以越是想写，却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写起。现在只好把一些零星的感想记录在这里：

最近研究了很多俄罗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小说和音乐一样，这部电影也充满着忧郁的气质。这种忧郁，是一种关于民族伤痛的反思，是一种关于文化传统的追忆，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省察。与此三者相对应的，是三种批判话语，即政治批判话语、文化批判话语、人性（存在）批判话语。

政治批判话语是显而易见，也是最浅层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对斯大林清洗时代的揭露：“斯大林”在影片中已经不单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也不单是一个时代特征的标志，它是一个符号，其内涵是“绝对权力”。而阿克顿有名言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因此，“斯大林”又是“绝对腐败”的象征。什么是“腐败”？“腐败”不是简单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简单的行贿受贿，也不是简单的权力滥用。“腐败”意味着没有生机，意味着僵化教条，意味着在一种强大力量统治下的自由缺失。如果这种腐败充斥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将无法可想。而影片中，“斯大林”的确充满了人们的生活，它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报纸上的巨幅招贴画、广播里的音波、伟大的“斯大林热气球”工程、热气球腾空时升起的巨大肖像、少先队员宣誓的誓词中对斯大林同志的效忠以及少先队员队服上的斯大林图案等等，这暗示了我们那个政治体制是有够多么的糟糕。

文化批判话语是更深入的一层内涵，它主要是通过玛露莎一家人和米迪亚对俄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怀念表达出来的。影片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源自于诗与暴力、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玛露莎和米迪亚都出身于文学艺术之家，他们虽然身处苏维埃政权之下却仍然向往着一种旧式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被诗和艺术环绕的田园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讲法语、他们懂得欣赏歌剧、他们懂得拉赫玛尼诺夫和夏里亚宾、他们喜欢回忆玩儿被苏维埃政权称为“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槌球的情景。然而这一切都让十月革命的风暴一扫而光了，旧日的时光不复存在，他们精神的支柱也轰然倒塌。玛露莎的叔叔在影片中感叹道：“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这种怀旧的感叹在俄国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契诃夫的《樱桃园》、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普宁》、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米哈尔科夫的另一部力作《西伯利亚理发师》中都充满了这种文化沉思：如何在时代转型、政治风暴、革命建设的时候面对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始终令人悲观绝望——在《樱桃园》中它是沉闷无聊的伐木声，在《普宁》中它是主人公普宁教授悲凉无望的回忆，在《告别马焦拉》中它是马焦拉居民无奈的搬迁，在《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是象征着俄国传统的茂密的大森林被无情的伐木机器砍伐殆尽，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俄罗斯人是否真的要永远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进一步讲，世界上所有民族在面对自身文化困境的时候都将如何自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化问题。（就《毒太阳》这部影片本身来讲，造成苏维埃政权和旧式文化之断裂的原因有其历史踪迹可查。这一原因可以追溯到贵族知识分子（活跃在19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深深隔阂这个层面去讨论。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之最后一章《父与子——屠格涅夫与自由的困境》（译林，2011年版，彭家栋译）讨论甚详。引用屠氏所言：“年轻人对中年人：‘你有内涵而没有力量。’中年人对年轻人：‘你有力量而没有内涵。’”）

人性（存在）批判话语在影片中主要集中在对“自由”的深沉思考上面。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一个司机寻找一个地方，千方百计地询问却怎么也找不到。最终他碰到了押解着被认为是德国间谍科托夫前往上级机关受审的汽车。作为政治警察的米迪亚遇到这个陌生人，正不知如何处置，突然从地平线的那边升起了刚刚完工的“斯大林热气球”，气球上悬挂着巨幅的斯大林画像。米迪亚这时神情肃穆，严肃地像斯大林画像行了个礼，然后他便像得到什么启示一样，吩咐手下的特务干掉了这个找不到路的无辜可怜人。这个寻路人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人物。他的遭遇不是正和《城堡》与《诉讼》里的K如出一辙么？他的死不正和K一样，是“像狗一样地死去”么？他的整个寻路过程是一个隐喻和象征，是一个人寻找自己的空间，寻找自己的目的的形象化反映。然而，最终他不但没有找到自己的路，反而被无辜地杀害了。这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控制了我们？从影片来看，的确是一种个人崇拜的狂热力量控制着我们，是一种官僚机器的力量左右着我们。但是，问题不止于此，还有某些无形的力量、某些精神的鬼魅、某些无法名状的神秘之物在窥伺着我们，这些力量的合力便形成一种专制，而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综合的专制之下。第二、自由在哪里？有人说，自由的前方就是寻找自由，仿佛自由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就在寻找的过程之中，但这难道不仅仅是可以作为争取自由的英雄人物虽死犹荣的好听的托词吗？像这样一个小人物，死了就是死了，谁来为他的死买单？谁会对他的苦苦寻找旌表颂扬？谁会对他的个人事迹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因此，我们通常对自由的定位与理解似乎都太偏于宏大的叙事了。由此又可以引出影片中的另一个情节：苏维埃政权为了提高人民的防毒气弹能力，进行了防毒演练。这些演练是以极其崇高的名义进行的，声称这是人民的义务、是国家的需要、是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光荣之举，然而它的进行却是建立在强力执行的基础之上，老百姓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其中一个镜头更是充满了契诃夫与果戈理式的滑稽与讽刺：一个硕大无朋的胖女人被军官们硬是抬上了假扮“伤员”的担架，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混乱，而演习队列的军官头头却在人群散尽之后，悄悄地溜到河水中，舒舒服服地游起了泳。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思考：革命通常都是以一个抽象的、宏大的目标来吸引革命的群众，诸如全人类的解放、正义、平等云云，但个体通常就在其中成为了牺牲品，号召人民的最终却成了奴役人民的、驱赶人民的棍棒和工具，而声称和人民并肩战斗的最终却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这个思考，俄国人赫尔岑早在19世纪中叶就进行过，他说：“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他始终”以个人自由之名，抨击革命分子，维护生命与艺术，维护人类的庄重、平等与尊严，鼓吹一个不许人类拿公道、进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为假借来互相剥削或蹂躏的社会“（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家栋译，译林2011年版，228、224页）赫尔岑主张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首要的、主体的地位来对待，那么集体呢？两者之间应如何保持平衡与协调呢？人性在怎样的自由环境之下才能得到充分的良好的发展？人类的存在怎样才算是令人满意？综合这两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找不到路的无辜人似乎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寻找自身目的的普通人，而防毒演习似乎代表着一种假借对自由的宏大叙事式的理解实则压制自由的行为。我们如何去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如何去面对各种专制？这是影片为我们提出的又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毒太阳》这部电影中存在着一种话语的架构，这一架构是由三种不同的话语形式组成的，它们分别是政治批判话语、文化批判话语以及终极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说存在）批判话语。前两者是表层的，后者是深层的；前两者是充溢在影片中的明流，而后者是隐藏在影片中的暗流；前两者以并行且交叉的方式在影片中呈现，它们的交点则是后者，也就是说，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是人性（存在）批判的具体体现，而人性（存在）批判则是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的最终整合与提升之物。同时，它又是真正的复调，充满了不同见解的相互对话。最后，它又是真正能够启发人思考的艺术作品，我觉得它的深度不仅仅在于政治反思，而是对文化，对人类存在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也是它值得一看的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