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12-28

老炮儿:“老炮儿”是谁？

（首发于《外滩画报》微信媒体平台 “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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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在北京月坛片儿的一所普通中学上初中。每天下午四五点骑车回家路过外交学院门口加油站的时候，总能看见对面胡同口儿堆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大都二十多岁，要么剃着板儿寸要么留着烫成大卷儿的分头；上身还套着板儿蓝板儿绿（蓝绿军装），下身已经换了时髦的迪埃多娜运动裤但却还蹬着白袜和红底儿片儿鞋（塑料底布鞋）。他们围着路边的台球桌或蹲或站，往往有俩人叼着烟心不在焉地打台球，另外的人则边呼呼生风地抡着手里的链子锁边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尤其是姑娘。有次我和比我高两届的一哥们儿骑车路过，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立刻跳下车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去和那堆人里一年纪看上去三十五六岁穿着皮夹克戴白围巾的中年男打招呼递烟讪笑。过会儿他小跑回来我问那人是谁，他小声告我：“这片儿一老炮儿”。
这伙人如果还能挨到现在，就是管虎在2015年的银幕上给我们描述的老炮儿。

提起北京人，外人总觉得是这么一帮傍着皇城根儿喝着炒肝儿卤煮嘬着牙花子操着快速流利的儿话音骂骂咧咧愤愤不平的中老年直男。因为生活在首都贴着权力中心，似乎不论什么职业连开着屎黄色（shai）儿出租满街溜达的当代板儿爷（出租司机）都天然养成了一股洋洋得意挥之不去的超然优越感。

没人意识到这其实是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一种误解。
回顾三百五十多年来的变迁，这个城市的主导权几乎从未归属于这些自诩为“北京人”的人。从满清八旗入关到民国北洋军阀混战，从卢沟桥事变的日军占领到1949年傅作义缴枪投降接受改编，北京都是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权力中心枢纽和政治表演舞台。各路领袖人物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其实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在他们自己家里当了几百年的看客，从未上台扮演过主角。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却几乎永久地被排除在了统领、管理、掌控这个城市的政治核心之外。他们傲气、清高、自嘲、不屑、骂骂咧咧，最终没法遮掩的是嘴炮之后被甩在权力体制外面了无所用的落寞和不济。这样的命运，这样外表高傲但其实单枪匹马色厉内荏的巨大落差，是造就了北京“老炮儿”们特殊个性的内在因由。

雍正年间，有人向皇上密报说新长出来的这帮八旗贵族子弟，其中一大部分满语已经说不了几句，一口北京话倒是越来越利索。雍正一点不担心，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彼时中国大局已定，这些武夫的子弟已经百无一用直接供起来养着就行了。于是北京的街头巷尾出现了这么一群群八旗纨绔子弟，他们泡茶馆、逗蛐蛐儿、提笼架鸟、戏苑捧角儿、一掷千金捣腾稀罕物件儿，被远远地架离了权力中心却整日介坐在茶苑饭馆儿里高声妄议朝政而且没人敢管，连皇上本人听了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贵族、祖上有政治资本、一生无事可做闲的发慌、目空一切但其实说话没有丁点儿的分量，是这伙人的特征。朝中大臣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儿，但是人家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根儿很重要的葱。皇帝老子来到跟前他们也可能瞪眼睛梗脖子心里说话儿：没有当初我爸我爷爷在前面开山劈路手刃毛贼，你丫现在能卧在养心殿里剔牙么？千言万语汇了成俩字儿：不服！甭管现在我是不是无权无势说话是不是被别人当成了放屁，我就是——不服！

要说北京的“老炮儿”心态是怎么炼成的，被削了兵权养尊处优的满八旗子弟搭配着身份优越感的“不服气儿”使然，尽管那时候还根本没有“老炮儿”这个词汇。一代一代外来进入北京城占据统治地位随后又被另一拨人轰下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只有依赖着如是“不服”的心态才能给自己一针精神上的强心剂而在这个城市里接着生活下去。这股子虚无的“杠头”劲儿，在他们越被人抛弃、遗忘和嘲笑的时候就越强烈，就越能激发他们逆风而上冲到权力、地位和金钱面前吐口吐沫蔑视一笑的冲动。

于是辛亥革命大清倒台，地位的一落千丈反而高度强化了这些满清遗族的“老炮儿”心态，也让后者融进了北京老百姓的血液，使他们尽管成了自身命运的看客但依然得以保持一丝尊严；于是在1966年末尾高举着血统论旗帜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北京联动的成员们在失势被驱离运动的权力中心后依然在街头成群呼啸骄傲地称自己为“老兵”；于是1968年出身于新街口胡同社会底层被排除在各种政治运动势力之外的“小混蛋”周长利等人站在北京西单街头拦住过路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凶狠地扒了他们的军装……这些北京人分属于完全不同甚至立场尖锐对立的阶层，但支配他们行为和话语的都是那个最简单的思维模式：面对着在地位、力量、数量、财富、权势等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任何存在——永远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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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管虎的《老炮儿》在哪一点上逮住了“老炮儿”们的实质，就是这股梗着脖子不服的气概。六爷这几个老梆子，新世纪都过了十五年还猫在胡同里养鸟儿逗蛐蛐儿，打定了主意不和外面的世道一起改变。但一旦摊上了事儿，无论它是如何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和能力所及，无论对方多有钱有权有势，他们都会沿袭着几代北京“老炮儿”传下来的“杠头”劲儿不服到底，事儿“铲”不平自己就搭上一条性命，无所畏惧。

这是六爷单枪匹马和官富二代们对峙的底气，也是他和闷三儿骑着车哼着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赴约茬架的浪漫情怀所在，更是抽出那当年从红卫兵干部子弟手里抢回来的日本军刀和大氅时的气势：当年“不服”留下的战果让六爷不容辱没，没了单枪匹马冲上去向人多势众的敌手叫板表达“不服”的勇气，这一辈子的北京人也就算白当了。去赴约了，摆开架子了，军刀出鞘耍开了，哪怕是没打上一架就心脏病发作死去，也算是没给“老炮儿”的名声添堵抹黑。本来北京人就是说的多练的少不是特别能打，真正好勇斗狠的凶徒其实都在外地呢。

看了不少评论，把冯小刚扮演的这个角色理解为胡同串子、流氓、地痞、黑道分子、大院子弟（就《老炮儿》的主角六爷来说，这真的是缺乏北京基本常识的错误，“大院子弟”的前提是得有大院才成，有谁见过跟街里儿胡同口长出来的“大院子弟”？），其实这些都和老炮儿没什么必然联系。“老炮儿”可以是上述任何一种人，但是上述任何一种人如果没了在关键一刹那梗脖子挺上去不服的直觉瞬间冲动，他们不但成不了“老炮儿”，而且还肯定是被“老炮儿”迎面啐口吐沫后直接无视的败类。这是六爷和小飞一伙人的区别所在：后者再飞扬跋扈也还靠的是钱、权、爹，一旦有权有势的爹翻了脸，他们立马就软蛋自我降格成了孙子辈儿。管虎一旦抓住了这点本质上的不同，《老炮儿》就是一部有无法替代精神内核的电影。

剩下的，在片子里“六爷”们所探讨的规矩、父子情甚至是反腐倡廉，我都看不出他们和“老炮儿”有什么关系。现如今的电影总要添加一些道德的、正能量的、“政治正确”的元素以在最大范围内博得观众的共鸣。可以理解，但就这片所刻画的人物来说，基本没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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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个月我还和朋友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在北京像“老炮儿”这样的人物难以为继不再产出了。讨论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北京不再养活“闲人”了。

“老炮儿”们的心态其实直接来自于一种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视角。没事儿闲着提着鸟笼子蹲在胡同口看芸芸众生体会时间流逝，那个超然悠闲的位置感滋养了他们居高临下藐视一切的心态。但是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由一个政治上按单位划分的集体状态裂变为以经济活动为主轴的个体运行机制，用俗话说就是大伙儿都“奔钱”去了。“闲着”就意味着你有也应该用大把的时间去开动脑筋挣钱。不挣钱闲呆着，车、房、小孩上学、医疗劳保都不再有人管你，你自己怎么解决？光靠拎着鸟笼子上街和看着不顺眼的人摆谱叫板能撑的住么？

那些我曾经目睹的堆在胡同口打台球看姑娘的北京闲人们大概逐渐都觉出不自在了：在经济上被甩出核心圈之外不可能自我感觉太良好，事实上，这远比在政治上被孤立难受多了。他们即使没出去挣钱，也都猫在家里而不再在胡同口蹲着自我展览了：在所有人都玩儿命点T（挣钱）的时代你一人跟胡同口形单影只地戳着装牛逼，旁人不会觉得你飒而只会心里琢磨这人别是有病吧？被人当傻叉看肯定是不能获得内心尊严的。而这些人的后代们，他们也不再看重老子的陈旧风范，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能吸引他们的都是眼前物质所能带来的享受和欢乐，以及为了达到物质需求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和义务。一个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和发展，挤压并消解了“老炮儿”们得以存活的那个“悠闲”空间。

从这个角度再回看《老炮儿》，去粗取精，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几个旧时代留下的活化石标本，以及他们在这个陌生的新时代最后一次挽回尊严的努力。犹如传说中面对洋枪洋炮的义和团，具体行动已经没了实际意义，但他们依然期待自己的精神能谱成一曲荡气回肠的“不服”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