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的《满江红》应该是春节期间最火的词作，依托于张艺谋在2023年贺岁档上线的同名电影，让精忠报国的悠长故事再一次重现于观众心中。电影讲述了风波亭事件后，宰相秦桧前往秋凌渡与金人议和，谈判前夜在下榻居所金使意外被杀，为调查凶手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导演代表，张艺谋的影像风格在此部电影中仍将其对画面的把控能力用视听手法表达的淋漓尽致，再配合当下惯用的家国大情怀的主旋律抒发和商业化的叙事逻辑，收获了满满的观众缘儿。《满江红》不仅是对历史激荡岁月畅想回望的烂漫血红，更是萎靡不振的电影产业的一剂强心针和当头炮。
“推理+喜剧”剧本杀情节剧模式，多类型的叙事融合
作为大年初一上映的贺岁档电影，商业化特点必须满足档期与观众的需求，达到娱乐取悦的目标。“推理+喜剧”的双类型是近些年中国贺岁电影选择的一种方式，其中以《唐人街探案系列》为代表，单一影片类型不足的短板和缺陷促使中国电影人逐渐走向了多类型的融合叙事，从单项到N+，像2022年暑期档《独行月球》的“科幻+喜剧”也是如此。张艺谋导演应该是最早选择融合的一位创作者，从早期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的艺术片到《英雄》之后的商业片转向，张导属于最早觉醒的一批。尽管后期走向的是艺术与商业结合的形式，但商业元素的叙事风格也总是大多选择单一项，比如《狙击手》的战争类型，《悬崖之上》的谍战类型。而《满江红》的电影叙事则从单向走向多项融合，“推理+喜剧”的双向设定，仅凭类型特征便能够赚足观众眼球。《满江红》整部影片以调查金使遇刺案的凶手调查为线索，通过多次情节反转并最终讲述了隐藏下风波亭岳飞精忠报国的忠义故事。故事用悬疑推理的外衣，包裹了温情动人的主题内核。遇刺案的调查作为电影的主干情节，建构在一座封闭大院的场景中，故事的发展变化只没有过多场景上的改动，只围绕大院的局部场景讲述故事。这种同一地点的同一故事的古典“三一律”的叙事传统，难免会引起观众对影片“电影小品”的评价。“大院模式”的讲述手法不是个例和先创，无外乎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从封建礼教的女性故事变成了忠孝节义的家国天下，本质没有改变，相同的处理像《三枪拍案惊奇》也是如此。封闭式的场景设计，配合单线叙事的“找凶手”，这种剧本杀的复创模式，将故事逻辑简单化，但却更注重叙事细节的设定和情节的具体设计，因此，影片的多次反转成为动人心弦的环环相扣的处理方式，既能让观众看懂故事也让电影引导观众视线。同时，跟随剧情的反转节奏在逐渐紧凑，用四段豫剧背景的音乐插入实现情节的助推和时空的过渡。“喜剧”的元素是在悬疑推理之下的映衬点缀。首先是沈腾、岳云鹏等喜剧演员的出现，自导包袱和亮点，先入为主的心理感受已经给予观众精神铺垫，自然符合贺岁电影的欢乐氛围。偶尔的插科打诨的语言对白，让故事悬念推理的烧脑之后能开怀一笑，用好奇心的悬念吸引和欢乐的喜剧情绪讲一个产生集体共鸣简单故事，必然能够满足绝大部分观众的心理体验。
张艺谋导演从《长城》之后，作品的表达上似乎就不再执着于大制作的大场面，纯商业化的路子也没有大量尝试，但电影中想传达的宏观大义却一成不变。《满江红》的创作背景作为妇孺皆知的传统中国故事，家国忠义的道理显而易见。传统古典作品的取用和改编一直都是中国电影选材的重要途径，但都逃不过对原著谨小慎微无法突破的尴尬现状。《满江红》面临同样的问题，岳飞的形象和周边故事在荧幕上数不胜数，导演的再次创作并没有直接选用整个主题的中心所在，即“岳飞”这一人物。而通过侧面烘托的形式，用不相关来直击重点，隐藏主题表达。这种拒绝直白的故事和人物塑造，才是构成观众好评的根本原因。整部影片的人物众多，且戏份充足，但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小人物为点，展群像背后的历史图卷。电影的主人公以沈腾扮演的张大和易烊千玺扮演的孙均为主，同时还有相对次要人物武义淳和何立，以及故事的核心人物宰相秦桧。除秦桧之外，其他四人均属虚构人物，但人物整体特征打破传统情节中的典型形象，采用小人物为主，用点来带动历史面。张大作为南宋的效用兵，人微言轻，但在阴差阳错之下掌握了大院内最大的权利参与了案件的调查，当然这全部是张大一伙设下的局。其背后的“精忠报国”四字恍若是岳鹏举在世，但也恰恰说明其是岳飞岳家军忠实的追随者，而与其一道的马夫、更夫等多个配角也都是如此，同一角色身份的群体设定是底层人物的追随，也正是普通民众对岳飞怀念的真实写照，用小人物衬大英雄，反其道而行之，将南宋的历史民意和千百年来中国的史实态度摆到明面，家国忠义不仅是岳飞的个性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真实虽未实现，但历史精神必然长叹。孙均是中立派，但最终在挺岳的力量强迫下选择大众的立场，完成对忠义追求的成长。电影中秦桧与何立是议和派的代表，是故事中的反面人物。秦桧是南宋史上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必过多评价，由雷佳音所饰演的秦桧也确实独具特色，将阴险、奸诈、胆小甚微的奸相刻画的淋漓尽致，“替身”的反转情节更是强化了其扁形的人物设置。何立虽然作为秦桧一派的追随者，但与秦桧也并非一条心，求和派的文官的离散心理更多的是自保求生，因此何立会在最后想要拿到信件作为威胁秦桧的把柄。这两个人物的设计与张大和马夫、更夫的群体形成对立，用反派的离心离德来衬托正面人物的伟大，这种做法当然过于陈旧。武义淳的所在是宋王朝皇权的象征，这一反面人物略带诙谐的人物，其可笑的行为特征也是导演对于全弱的南宋皇权的态度表达。导演用几类人物的点设定，诠释了南宋靖康耻后的民众，皇权和求和派等三个历史群体面的斗争心理，冷蓝色调黎明前的黑暗是欺辱的悲哀，斗争胁迫后齐诵《满江红》的明亮基调也不过只是影像演绎出的历史的想象。对民俗和民族特点的表达是张艺谋的电影风格中的特殊存在，《红高粱》中婚丧嫁娶“开脸”“颠轿”，《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点灯”“揉脚”，再到《活着》里的皮影戏，不管是伪民俗也好，真民俗也罢，都近似于反映的中国文化中的特征。这一点从北京奥运会和冬奥会的开幕式便能有所体会。《满江红》是以岳飞经典诗词攒底的一部电影，自然对于民族文化的体现必不可少，主要以两方面为主，宋词和豫剧。传统诗词和地方戏曲的运用为整部影片铺垫了中华文化的民族底色。“词”，宋朝时期中国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满江红”作为词牌名大量运用。电影中岳飞的《满江红》是最明显使用的一首词，整部影片也在讲述这首词流传的原因。词作以假秦桧背诵岳飞遗言，并在孙均的胁迫下集体齐诵的形式，壮怀激烈的将整部影片的气氛推向高潮，达到银幕内外的融合共鸣。“齐诵”这一仪式感的情节设定最大限度的把握观众心理，像冲锋的集结号，深深烙印在观众心底，气韵悠长，反复玩味。电影中另一首词的出现是在唯一情感线的张大和瑶琴点明身份的情节，是南宋词人蒋捷的《一剪梅》：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也飘飘，雨也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词作的创作时间上来看属于南宋末期和电影中时期不符，但仅从词作内容上完全符合张大与瑶琴的两人的情感发展线索。作为出征战场的效用兵张大正应和“何日归家洗战袍”，瑶琴的等待也正是“流光容易把人抛”，此段情感线索与整部影片的叙事内容和主题特征看似不太相干，但以张大和瑶琴为代表的情感特征也正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情感象征，不仅是爱情更是爱情背后的追求理解呈现出的底层百姓整体的对丧失旧山河的慨叹和无奈。这首词用点缀的形式，看似叙述之外，实则叙述之内，仍然是主题忠义表达的价值取向下延展出来的细节展现。同时瑶琴的塑造导演也采用绿色衣服的处理来将“樱桃”和“芭蕉”的点缀对应，来交代其衬托的陪衬地位。“瑶琴”这一名字也对应了岳飞《小重山》的“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支持岳飞忠义的知音少，如今奸人所害，弦断何人听？导演虽然没有明确将《小重山》词作运用，但瑶琴的人物发展与其并无二致。词作的加入让电影的悬疑故事笼罩在文化的情绪之中，让推理和情感搭配。电影的另一大特色在于背景音乐设定的豫剧与摇滚结合，从声音空间中建构了传统中国味道，民族的浓郁风格跃然荧幕。河南地方戏的豫剧选择与北宋的都城洛阳并无关系，用河南地方戏做背景铺垫旧河山，强调时空的两两对应。过去的靖康耻的历史事件用豫剧的音乐形式做背景，衬托出荧幕现实，形成跨时空的蒙太奇效果。电影中的豫剧唱段改编自《探阴山》《包公还朝》《包青天》《穆桂英挂帅》《下陈州》等传统剧目，以原有唱词和声腔融合了电子音乐的摇滚元素，形成快节奏的说唱，加上本身戏曲黑头的唱法，让整部以男性为主的悬疑故事铿锵有力。同时，戏曲的出现实现了电影的节奏变化，每次新的情节反转之后运用豫剧唱段实现过渡并搭配画面中人物行走的伪长镜头实现电影的转场。豫剧选段的唱词也照应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穆桂英挂帅》的选段“辕门外三声炮”的部分连接起瑶琴作为不起眼的歌女刺杀秦桧与何立的情节，穆桂英是女英雄，瑶琴也同样如此。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融入，让商业化外壳和主旋律内在的影片散发出中国电影独有的魅力，是只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满江红》在春节制造出来的浓烈家国情怀，还在持续发酵中，这其中有一半是情感理解上的共鸣，有一半是对疫情封闭的疯狂报复。张艺谋导演在疫情结束后的春节里，用电影营造了一场视听盛宴，让百无聊赖的生活进行了一场精神刺激。电影延续的仍然是近些年主旋律的主题表达，再讨巧的选择了剧本杀的故事模式，达到了观众贺岁的需求。尽管对着张艺谋还有预期的期待，但电影似乎还有些欠缺。月无常圆，人总有憾，希望中国电影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