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婚姻故事》和《婚姻生活》讲的是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高情商的精英中产阶级也搞不定婚姻围城的恐怖故事的话，《女佣》显然更接地气更有现实意义——它指出一个相当惊悚的事实：

你的生活可能因为一个恋爱脑发作荷尔蒙上头找到的辣鸡伴侣而一塌糊涂，而悲伤的是，在其暴露真面目（酗酒、躁狂、赌博、暴力……的单项或多项排列组合）之前，你可能对你面临的危险和要迎接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两种恐怖故事哪个更恐怖，笔者也不知道。

不过笔者认为《女佣》对中国女性观众尤其有现实意义的原因是：在东亚的内卷文化中，女孩们往往在青春期被告诫远离早恋这一洪水猛兽，又在大学后被期待迅速找到如意郎君完成人生大事。整体性的压抑和社会期待互相矛盾，导致年轻女性面对情感问题往往缺乏自信和果决。而社会环境似乎也并不欲从各方面改善这一现状。因此，女性必须自我赋权。

《女佣》的女主亚历克斯25岁，有个精神不稳定的母亲，辗转读过六所高中，考上大学却没有去读，在酒吧工作时看上了文艺青年肖恩，坠入爱河后跟着他住在篷车房里有情饮水饱，生女后才发现，肖恩酗酒成性，一喝酒就断片儿，一断片儿就发狂，醒来后痛哭流涕表示自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肖恩摔出的玻璃片散落在女儿头发里那一晚，亚历克斯抱着女儿偷偷离开了家。

“娜拉”带孩儿出走第一天的遭遇就堪称惨绝人寰：去社会保障部门求助遇到——要给安排工作得先把女儿送入日托，但要把女儿送入日托又要有工作和收入证明——这个鸡生蛋蛋又生鸡的循环；自费买了清洁工具去给富人打扫豪宅却因为手机没信号无法导航而迟到；打扫时因为没吃早饭而昏倒；离开后被富人投诉打扫不干净而领不到37美元而需返回；返回路上为了给女儿捡玩具而泊车在路边被追尾。

到这时，她手里的钱已经从十几美元变成了负债七八百美元。而她昏倒是因为舍不得买一个四美元的三明治。

故事到这儿也开启了《女佣》的另一大看点，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得知亚历克斯是从从潜在家暴中逃离后，帮助其申请到为专为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的救济住处和过渡住所。救济房间看起来相当舒服。

亚历克斯找到一份不稳定的清洁工作（即片名“女佣”的来源）。同时，她还要参加政府提供的护理课程以证明自己拥有监护女儿的资质。

应当说，《女佣》里表现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已经相当健全甚至令人羡慕了。仅仅是那间有沙发有床还布置得十分温馨的救济房，可能比很多白领在北京租的自如主卧更大更舒适了。何况还有配套的培训课程。在亚历克斯被剥夺监护权的七天内，她的探望要在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下进行。这样的儿童保护机制也可圈可点。

饶是如此，亚历克斯还是一次次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女佣》最震撼的地方正是对女性困境的现实主义刻画：

一个想要逃离虐待的女性不只是面临着经济困难，情感牵扯等这些人们能想象到的障碍，而是当她被妻子、母亲、女性等社会角色驯化后，甫一离开则一切外力都是推着她回到原来处境的引力。

我们应当质问的不是她面临着哪些困难，而是社会上有没有哪些坚实的力量能持续地支持她走出困境。

比如政府提供的过渡性住房霉菌严重，导致女儿持续生病，亚历克斯不得不另寻住处。

比如当亚历克斯借宿朋友家时，朋友的老公马上打小报告——他们的社交圈原就高度重合，亚历克斯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会资本。

又如女儿在托儿所出事联系不上她时，老师理所当然地联系了亚历克斯同样有家暴史的老爸。

又如女儿生日，作为父亲的肖恩的拜访也是理所应当无法拒绝，而肖恩断片儿后的举动再次导致让亚历克斯失去了刚租到的住处。

凡此种种，无不因一切社会结构都建立在家庭这个初级团体之上，而与此相连的层层责任和期待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亚历克斯死死围住，无从遁逃。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正是母职惩罚。正如亚历克斯所说“怀孕很容易”，但其他一切都因此变得艰难了。

在这一点上，最精彩的情节莫过于在救济所热情帮助亚历克斯并鼓励她争取共同监护权的丹妮尔竟然突然回到了曾经要勒死她的丈夫身边。

而当亚历克斯百思不解时，救济所的负责人表示司空见惯：在她的经验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平均要来来回回救济所七次才会彻底离开施暴者。丹妮尔才进行到第三次。

这个惊人的数字反映的是可怕的社会现实。遭受暴力（包括物理和精神暴力）的女性往往会因为防御机制而合理化虐待行为而难以准确认知和评估现实。持续的暴力令人的自我评价持续降低，进而失去寻求帮助和改变的动力和能力。

一言以蔽之，精神上的打击往往比物理上的打击更为深远和隐蔽，也因此“赋权”不仅要提供外在支持，更要在精神上重塑认知。

甚至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也莫过如此。笔者本人曾在丹麦短期住过专为女性提供的救济所。好处是无须提供任何证明，只要身为女性，走上楼去表示无家可归即可被接纳。笔者获得的只是一个十人间里的床位。夜晚，笔者听到几位女性在讨论对其施暴的男性，言语间仍对其抱有希望。

在此过程中，曾帮助笔者的一位丹麦女性坦言，自己生于北欧这样的平权社会，受过高等教育，依然曾经在前男友的肢体和精神暴力中挣扎了三年。她告诉笔者她的经历以劝说笔者：不要为你是受害者而羞耻，更不要因此羞于求助。

不要羞于求助，这或许是《女佣》这样现实又悲惨的剧里最有力量的启示。在《女佣》里，亚历克斯一次次被社会保障体系和幸运的机缘托起，又一次次下沉。但每次下沉，她都敢于去求助。没钱付学费时，她表示自己是清洁女工，可用劳动付费；无家可归时，她挨家挨户敲门去介绍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租房优惠计划。

直到最后一集，她直面那位看似无害实则也是施暴者的父亲（即她不时惊恐发作的童年阴影的根源）向他请求：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里你从来没有站在我这边过。现在我请求你，站在我这边，为我（曾受家庭暴力）作证。而父亲则拒绝了她。

父亲的拒绝基于他对肖恩的认同。在他眼里，错的不是肖恩，而是酒精这个魔鬼。正如他本人已经不记得他当年如何家暴亚历克斯的母亲，而这样的记忆却如阴影般缠绕着亚历克斯的一生，并间接影响她的择偶一般。

诚然，肖恩也是不幸童年的受害者，但当他沉沦酒精而对爱人挥起拳头，他又成为了暴力之再生产的一环。父亲对肖恩的认同指向男性间隐蔽的同谋。而这样的同谋并不会改善这个社会暴力泛滥和持续生产的现状。

那么出路何在？《女佣》中那位住着豪宅的黑人女性已经给出了答案：工作，唯有工作才是靠得住的。这位黑人女性在经历六次试管婴儿失败后，花30万美元请人捐卵并代孕，从而获得了一个孩子。直到看到孩子的照片，她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渴望或许只是为了满足丈夫。

而她的丈夫已经提出离婚。她愤怒地摔打着购置的婴儿床，幸好她从未放弃自己的律师工作，依然能够在事业中重整河山。

这也是亚历克斯最终的选择。在《女佣》的最后，搬回篷车重蹈覆辙的亚历克斯选择带着女儿再次逃离。不再指望永远承诺要戒酒的肖恩，也不指望自以为无辜的父亲，也不指望那位看起来体面又深情的工程师追求者。

不少评论认为亚历克斯拒绝这位工程师的帮助是死鸭子嘴硬，是“作”，却未意识到那样不过是换个男性依附，亦有要逃跑的一天。这类想法仍是将自身独立寄托于他人的好恶之上。谁知道这位现在温文尔雅的工程师以后会不会翻脸而成为肖恩呢？

相反，哪怕是听起来不体面的、经常被人无视的清洁工作，也能赚来面包、女儿的玩具和最重要的——作为个体的自信。《女佣》的原著作者在这样的经历后，在30多岁时回到大学，40多岁时写出畅销书。

《女佣》虽然才播出第一季，这个励志的现实结尾却在激励着众多正受困于家庭或情感的女性：第一，你永远可以对伤害性的关系说不，并求助；第二，你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