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出生在印度北方的村落的巴尔拉姆 （Balram Halwai），从一个 低种姓(糖果制造种姓)男孩，后来成为班加罗尔的一名企业家的故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谋杀或如何把一个贫穷的仆人变成一个成功的百万富翁的故事：它描绘了在新自由资本主义背景下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交叉。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腐败，这种腐败在等级制度的印度和底层大多数人的奴役中彻底的腐烂。同时，作者把观众的注意力从印度经济成功的光鲜表面转移到隐藏在其背后的赤裸裸的现实， 可以说，《白虎》不仅是一个小偷和杀人犯的 “坦白”，也是对驱使他这样做的印度社会的控诉。
被“鸡笼”困住的底层人，丛林法则和动物园法则和背后的新自由主义
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鸡笼” 。旧德里市集里 出生在印度北方的村落 的样子给观众一个形象化的印象。
“鸡笼”在印度象征着种姓制度的起源，“丛林法则”代表着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Kathleen Waller在文章 Redefinitions of India and Individuality in Adiga's The White Tiger 中指出印度的个人主义是由一个民主和世俗的社会所支持的，但也受到传统和社会经济现实的阻碍，使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
今天存在的种姓制度被认为是莫卧儿王朝和英国殖民政权在印度崩溃期间发展的结果。德克斯认为，种姓是印度社会的基本形式和表现形式，是印度社会的灵魂。它不是古印度的残余，而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殖民形式。种姓制度是一切秩序的源泉，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印第安人的臣民不仅被他们的种姓或部落组织起来，而且被包含在他们的种姓或部落中，这决定了他们组成成员的文化、经济、社会、道德和生物学特征。个人只是作为代表性的类型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身体存在。(Risley)种姓制度转变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形式——“动物园法”制度。 种姓制度是基于血统和职业:一个人出生后，他或她将被认定属于他或她父母的阶级和印度社会的世袭阶级，相信这预示着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他或她通常从事一种世袭职业，而放弃这一职业为另一个通常是不适当的。在英国殖民时期，“动物园法”作为英国人总体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在这个系统中，殖民者是动物园的管理者，被殖民者是被驯化的“动物”。“动物园法”最终成为一种种姓制度与殖民主义完美结合的社会制度，大英帝国实现了其长期的殖民统治。
自1950年以来，印度颁布了许多法律和社会举措，以保护和改善其低种姓人口的社会经济条件。然而，种姓制度仍然非正式地存在，特别是在该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许多印度人属于被视为“低种姓”的群体，学习，就业等各个方面受到歧视。因此，穷人生活在“黑暗”中，富人生活在“光明”中——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鸡笼”是独立后印度社会组织的核心隐喻。由于社会地位、种族、宗教或经济地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其他一些群体，他们生活在“永久奴役”中：低种姓者像是肉店鸡笼里的鸡，它们被困在令人恶心的环境里，不会反抗。由于他们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也使得他们习惯了被奴役和压迫，完全成为“鸡笼”的麻木和飘流中的一员。此外，那些被困在“鸡笼”里的人都是极其可怜的仆人。但他们不会打破由高种姓的鸡笼，他们成为鸡笼的一部分。然后“鸡舍被从里面看守着(p. 166)”。这是鸡笼制度能够持续运行的主要原因。
此外，除了传统价值观之外，暴力惩罚也是统治阶级用来稳定统治地位的工具。尽管穷人不顾一切地想要过上更高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因为打破鸡笼会涉及不道德的行为。富人与穷人的处境相差甚远，他们甚至不再认为穷人是人。在上层种姓的眼里，这些被奴役的人的地位比宠物和牲畜还低。Frantz Fanon提出一个观点，殖民主义是一种非人的话语，被殖民的主体“沦落到动物的状态”。因此，如果一个仆人试图从牢笼中挣脱出来，通过偷窃或不服从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他必须“准备好看到他的家人被主人们毁灭、追杀、殴打和活活烧死”。
另一方面，在鸡笼体系下，下层阶级甚至成了上层种姓的亲信，“鸡笼在做它的工作。”仆人必须阻止其他仆人成为创新者、实验者或企业家”。 Balram的祖母库苏姆就是这种形象，她完全被鸡笼的逻辑所支配: 她在如此巨大的压迫下挣扎了一生，在不知不觉中把她的家庭和后代拖入这个体系：即使Balram搬走了，库苏姆仍在远方施加影响，给Balram寄去威胁信，最后还让他的侄子达拉姆(Dharam)带去威胁信，并要求他在德里照顾他。
Balram作为一个“醒来”次等人， 他的意识为他的思想带来了根本性的力量来改变他的生活，反抗从属。他承认谋杀帮助他爬上了印度社会的顶端。他表现了下层阶级的斗争和终极反抗。他的故事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思想转变，他们不再准备好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中，但想要解构阶级等级: 巴尔拉姆展示了另一种道德准则，并将其融合为绝望者生活中的希望。 他的成功代表了被压迫阶级争取从统治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他成为了在现代印度获得一席之地的次等人的强有力的代言人。
根据Robbie B. H. Goh，Balram的故事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控诉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支持、强化并使市场价值永驻，而市场价值摧毁了人类和社会关系。
此外，新自由主义中新兴霸权应该被解读为建立在一套残存的文化实践之上，这些文化实践的基础是精英的腐败，以及对弱势群体和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排斥和操纵，这些人习惯于被压制和压制。独立后的印度共和国启动了经济改革： 从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遵循社会主义的政策，但这导致了一定的腐败和经济增长缓慢。从1991年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然而，由于自身的问题以及与印度原有社会制度的一些不相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新自由主义原则和私有化的合理性使得“丛林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因此，次等人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利益至上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 “丛林法则”可以简化为“利益至上”法则，也就是说，发展项目永远不会使那些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和排斥的人受益, 相反这些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小说中的人物被后工业全球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渲染成了“动物”。
“丛林法则”导致道德为个人利益而妥协。Balram做出了不道德的选择 — 他之所以成为了司机 No.1，是因为他告诉雇主以前的司机Ram Persad 是穆斯林。Ram Persad假装信奉印度教，在阿肖克先生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当巴尔拉姆告诉Ashok他的的真实身份后，Ram立即被解雇，Balram得到了他的工作。Balram承认，当Ram离开时，他感到很难过，但是，他觉得他别无选择。 Balram 够获得大量的财富和独立的身份是因为他参与了暴力行为：谋杀Ashok和抢劫他的钱， 并用这些钱建立业务，贿赂警察。
Balram 的个人叙述使富人和穷人的不道德选择看起来更容易理解：它们是丛林法则的结果，而不是一般的属于人性的阴暗或者欲望的邪恶；是社会经济体系迫使这位 “现代印度英雄” 实现他的理想：Balram变得越暴力，他就越有可能积累财富并取得成功。
动物形象
电影中中富人和穷人都活得像动物：他们都做出了不道德的选择，出于利益或绝望。
主要有三类动物:第一，巴尔拉姆本人以白虎为代表;
第二，攻击性或狡猾的动物，例如，巴尔拉姆称这四个腐败的地主为乌鸦、野猪、水牛和鹳;
第三，悲剧性的动物形象，包括蜘蛛、狗等。
每一类都代表着某一类人，上流社会的本性表明，他们在本性比穷人更有野蛮性和更具破坏性：野生动物往往与上流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下层社会的动物似乎更温顺和愚蠢。
由于出生时的贫穷和绝望，巴尔拉姆自己也无法像人一样生活。实际上，巴尔拉姆有不同的动物名字。当他穷的时候，他的朋友叫他狗，这是一种忠诚的动物。他的奶奶说他像猪一样贪婪。在新德里，其他司机称他为乡下老鼠。所有这些动物形象都表明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指为弱小的动物。
然而，巴尔拉姆将自己定位为一只白虎，一种罕见的动物，因为他是一个罕见的人。老虎从笼子里逃了出来，这是一个次等人最终使自己与统治阶级平等的故事。
而白虎，是“最稀有的动物，一个世代才出现一次”。
而野兽的形象，是当代印度或者资本主义掠夺力量的化身。
他最终成为了另一个资本家开始出租车业务,并使用相同的腐败手段变得富有：一个资本家用暴力取代另一个资本家，不公正的系统似乎没有改变。
《白虎》强调了贫富悬殊导致的不道德，但也暗示了情况将会改善。
巴尔拉姆成功后并没有变得麻木。当Balram的一名雇员在开车时意外杀死了一个贫穷的小男孩时，Balram自己承担了事故的责任，并去找男孩的家人。他给他们钱，并为他们的大儿子提供了一份工作。虽然巴尔拉姆参与了腐败，当然不道德地创建了他的公司，但他试图补偿男孩的家庭，并承担了事故的责任。
Balram还说，“我曾经是一个司机的主人，但现在我是一个司机的主人。我不把他们当仆人对待——我不打任何人，不欺负任何人，也不嘲笑任何人。我也不会侮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称他们为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的员工，我是他们的老板，仅此而已。”
这些细节表明自由后的巴尔拉姆能够做出更多的道德选择。
在《白虎》中，巴尔拉姆给他村子里的地主起了绰号：猫鼬、鹳、野猪和渡鸦。这些动物的名字往往与更具攻击性和狡猾的动物联系在一起，代表着“食欲的特性”。
根据巴尔拉姆的描述，野牛是最贪婪的，他把人力车和大路都吃光了，所以，如果你开人力车，或使用道路，你必须支付他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想在他(野熊)的土地上工作，你必须跪倒在他的脚下，触摸他脚下的尘土……”
鹳是一个胖胖的男人，长着一撮肥硕的小胡子，又粗又弯，像胡子的尖尖的……他把河里每个渔夫捕到的鱼都割下来一份……”
另一方面,有很多悲惨的动物隐喻来描述图像劳动者生活和工作： 例如,车夫相比,“猪”和“流浪狗”,他们“停在他们的车辆在茶叶店外的一条线,等待巴士吐出它的乘客。
他们不被允许坐在塑料椅子上，他们不得不蹲在后面， 在印度每个地方的仆人都有弯腰、蹲着的姿势。在茶店工作的男人就像“人类蜘蛛”，他们“手拿破布在桌子之间和桌子下面爬来爬去，穿着被压扁的制服的被压扁的人，行动迟缓，没有刮胡子，三四十或五十多岁，但仍然是‘男孩’”(43); 司机们被比作蹲在酒店停车场附近等待主人的猴子。
这些动物隐喻反映了这些穷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卑微地位，而这些动物形象之间形成的一种捕食者-猎物关系。
The white tiger 是一个寓言，一个道德故事，使用“明显错误的”动物角色来讽喻人类的缺点。 故事背后，发展和进步从来没有改善受经济压迫的人民的生活，不公正的制度也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