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一场“一席”演讲中，现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的加拿大人费立鹏道出了有关中国自杀人口的统计真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在中国1996-2001年的自杀人口中，超过50%是因为服用农药，出于一时冲动的更不在少数。这样的统计结果从侧面描绘了中国底层群体一种动物性占主导的生存性格。多年过去，尽管因为许多客观原因中国的自杀率下降速度显著，但这种性格是否也曾有所改变呢？
某种程度上说，周浩2010年上映的纪录片《差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然而答案可能依旧不乐观。正如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坦白的那样，“在拍这个片子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文盲。”
《差馆》的“故事”发生在春节前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派出所。“差馆”二字取自香港地区对于警察局的称呼，运用到文艺作品里竟也生发出一种朴素的诗意。这个浓缩了世间万象的地方，因为处于一线城市，并随着春运来临，放大了人性，成为考察中国社会最恰如其分的一个切面：走投无路的潦倒之人相聚在这里，和公权力产生或激烈或微妙的碰撞——这天然就蕴藏了一种戏剧化的可能性。
尽管在所有周浩的纪录片中，《差馆》可能并不是让人印象最深的一部。它不像《龙哥》、《大同》和《书记》这样的记录自带噱头属性，缺乏了焦点的镜头使导演观点的表达更隐蔽也更含蓄。这种观点，更多融化进了人群，揉进了差馆里的人物群像，以至于让我们难以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观点，否则到影片结束，镜头里出现一幅充满喜气的新春招贴画时，我们也不会突然觉得心酸，觉得刺痛感无比明显。
这也是影像最最原始的力量，是诞生了120多年的电影本体传统得以延续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仅仅是忠实的记录就已足够震撼，那是一种不加设计的台本、没有丝毫安排的场面调度和最朴实的镜头语言调和而成的天然电影试验场。
电影里，周浩还原了差馆内一张张或茫然、或愤怒、或疲惫的面孔：一个新疆男人，醉酒后来向警察讨钱买东西吃；一个女农民工，和几个工友一起拉欠薪的老板来差馆讨回公道；一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一边拿着简陋的一次性饭盒熟练泡面，一边讪笑着给人看他从救助站占便宜骗来的票；一个刚被刑满释放的罪犯，因为没有身份无法住店来寻求帮助，却悻悻而归；一个哭着来告状的小孩，满脸委屈说刚刚有人打了他；一个觉得自己有罪来招供的年轻人，实际只是和朋友的误会；一个带小孩一起偷东西的小偷，悔恨得满脸泪痕；一个彪悍的东北大妈，面对缩在角落的小偷，情绪一直不能平复……在中国，火车站犯罪事件屡屡见诸报端，镜头下，在这个拥挤又高压的场所，你真的会担心它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恶性变乱。
这些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起初我们觉得好笑，他们之于警察就像中国的学生之于老师、孩子之于家长，有点怯生生，又有点理直气壮。可接着我们又会同情他们的遭遇，特别是那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人，就像那个拾荒老人，那些被偷走的廉价瓶子可能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法律救不了穷人，他只能诉诸最原始的生存竞争法则，用警察说的以牙还牙来自己解决。这些都是底层群体逃不开的生命循环，我们同情，但又能怎样？
对于更直接接触这个群体的警察来说，同情心或许早已麻木，然而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没有哪个人会真的斩钉截铁。他们知道法律的规定和该走的程序，但人心不是机器，这个时候恻隐的本能还是会不自觉出现。所以镜头中差馆里的警察，至少从影像里表现出来的那部分来看，依然会尽量心平气和地和这些人沟通，会借给穷人自己身上的零钱。最难拿捏分寸的是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刻，在2011年上映的第二部《差馆》里，当拍摄者问一个警察“你什么情况下会申请拘留”时，对方试图归结出一套方法论，但几句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长久沉默。
电影真正深刻的地方在于那些没有明说之处。对于底层群体来说，差馆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只是为了寻求生活上的帮助，他们大可去救助站，但就像那个从救助站要来泡面却宁愿到差馆泡的男人，多数人都不愿在救助站多呆一秒。我们只好猜测，这或许是因为自尊心，或许是因为某些更深层次的无奈，或许是一种幼稚，又或许是一种清醒的考虑……但这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作为观众，我们更好奇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救助站还是差馆，都无法给予这些人期望中的恒久庇护，他们在这里的周旋也不过是命数的一部分。在人群熙攘的一线城市广州，他们只是身处其中的一粒尘埃，被隔离在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之外，不知明天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