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0-07

荡寇风云:戚家军&鸳鸯阵，怎样打赢倭寇战争

前言
作为明朝最富盛名的将军，戚继光在练兵、作战、技术、理论都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当时战争艺术的最高水平，堪称全能型统帅。他威名远播，“水陆大小数百仗，未尝一败”，曾经创造了击溃数千敌军，自身0伤亡的赫赫战功。
他是怎么做到的？
作为一部有诚意的电影，《荡寇风云》所描述的戚继光抗倭战史和展现戚家军与倭寇的战术对抗颇有可观之处。
历史背景：倭寇战争
13世纪末叶，为报复元世祖忽必烈对日本的入侵行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受到日本海盗的频繁袭扰。这些海盗被称为“倭寇”。随后的300年间，倭寇的袭扰此起彼伏。1467年“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混乱的“战国时代”，大批浪人武士、失业流民以及商人在各地领主的纵容下纷纷向海外寻求出路。与此同时，受明朝厉行海禁政策的严重影响，一些中国南方海商豪强为了获得走私贸易的巨额利益，便与日本海盗相勾结，组成了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公开对抗明朝的海禁，并引兵袭扰内地，掠取财货人口，为害日益严重。嘉靖年间，“倭寇”大头目徽州商人王直（一作汪直）甚至在日本南部的平户藩设立贸易基地，号为“五峰船主”，“徽王”，拥有出动上百艘巨舰，同时袭击明朝东南滨海数千里的强大实力。
不过，王直本质上是一个生意人，他的目的始终是希望明廷开放“互市”，而非杀掠人口。他甚至还应明朝官员之请共同剿灭过其他海盗。浙直总督胡宗宪也一度倾向于招抚他。然而，明朝君臣既昧于大势，又不愿屈从地方豪民的要求而破坏所谓朝廷法度。于是，王直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谒见胡宗宪面议互市条件时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诱捕下狱论死，他的义子毛海峰愤恨明朝的背信弃义，遂集结数千人在舟山的岑港与明军开战。影片正是以这场战斗为开篇……

Part 1. 岑港之战：明朝军事体制的危机
岑港位于舟山本岛西部，古称六国港，是天然良港。周围小岛星罗棋布，地形复杂，山路崎岖狭隘，易守难攻。倭寇居高临下，结硬寨据险死守。

倭寇“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隘险难行”，明军正面强攻多次，以至于“蹂尸而进”，然而“行将尽，贼兵自尾击之，我军大溃，死者过半。”此外，倭寇还利用当地春季风雨交加，山水骤发的特点，“于山之高堑处，相其堤之，后官兵进击，决而注之，兵多漂死。”影片通过一场据点攻防战，展现了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

岑港久攻不下，除了倭寇占有防御优势外，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明代的《倭寇图卷》中清晰地显示明军步兵没有头盔，身不着甲，只有骑兵甲胄齐全，而就是这些盔甲的质量实际上也不过关。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记载：“今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观，内里铁叶，一片数个眼，锈烂惟存铁形，还是好的，其空落如筛子一般，敌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
与明军相比，部分倭寇精锐部队的盔甲军器堪称精品。日本刀的锋利自不待言，日本火绳枪仿自葡萄牙，款式众多、品质优良，有效射程可达100米。近距杀伤力据说可贯穿3-4人。日本足轻步兵使用的长枪长达4-5米，比明军装备的武器攻击距离更长，也更有威力。戚继光平倭后赴任蓟镇总兵，曾向明朝北方边军将领展示倭寇的武器：“继出所获倭夷盔甲枪刀、铳具之属，诸将皆观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说倭贼易杀，如此观之，骁当在今敌（指蒙古人）之上，今只势耳，若论军器，十不当一。’”
倭寇海盗身份的背后，原来也有来自日本战国大名正规军的支持和参战。影片中的“松浦藩”，其实就是后来的平户藩。1543年，松浦隆信就任肥前国守护（相当于国主）后，便协助王直将肥前国的精锐正规军也投入到倭寇之中。在袭扰浙江沿海的倭寇之中，中国人占70%，日本人占30%，而真正精锐的日本武士和正规军只有数百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给明军造成很大威胁。

日本大名参与倭寇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深入中国攻城略地（松浦党本身也没有这个力量）。主要是通过定期劫掠，破坏明朝东南沿海的防卫力量，使自己能够自由进出大陆，从而控制东亚贸易的主导权，从中攫取巨大的财富，充实自己的力量，以供在日本国内称霸之用。

戚继光登场。影片中将他的出场安排在岑港围攻出现之后，好像初来乍到一般。其实根据历史，戚继光作为左路军主将，一直活跃在岑港战役中，只是中途被调往别处抗倭。正是由于他的调离，以及倭寇在闽浙多地的同时袭扰，使明军不得不分兵应付，对岑港的围攻即陷入僵局。
明朝东南抗倭的主帅，浙直总督胡宗宪也出场了。岑港久攻不下，明朝各级将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胡宗宪不得不亲自坐镇前线，统一指挥各路兵马大举围剿。此战戚继光的所谓“新军”，并不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戚家军”，而只是他临时在浙江绍兴招募的3000士兵。
在戚继光编练“新军”之前，他指挥的是明朝浙江当地的卫所兵。这些卫所兵的战斗力如何，在此前的龙山所之战（1556年农历八月）中可见分晓。此战倭寇所部不过800余人，各路明军总数却多达10000。
倭寇在和明朝官军大部队遭遇时，往往采取一种心理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根据戚继光的记载：“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精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其时，作为明朝军事力量基础的卫所制度早已衰败不堪。军户逃亡换籍现象层出不穷，将领吃空额，驱使士兵充当杂役已成常态。加上后勤补给体制的僵化造成的军备废弛，以及政治黑暗造成的人事危机，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明朝卫所兵的战斗力下滑到比农村民兵高明不了多少的地步，甚至还有所不及。
这种军事上的腐败和低效造成的结果就是倭寇战争初期明军的一连串失败。在作战中，明军将领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部队干脆望风而逃。
明军基本战术队形适应于北方平原的大型野战，基本作战单位是“队”，一队25人，由1名队长统领，所持兵器也相对单一。一个这样的25人队组成的方阵，面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河川众多，水田密布，地形支离破碎的战场环境，便难以灵活应变。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
而倭寇的基本战术就高效得多。他们派遣30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在严密的相互策应之下展开行动。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方式，扰乱疲敝明朝官军。明朝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采取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经常被倭寇通过佯动或利用地形障碍分割歼灭。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累突，自相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众多。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在龙山所之战中，800倭寇分三路纵队冲击明军，在各路明军万余人挡不住冲击纷纷溃退的危急关头，戚继光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射死三名倭寇首领，众倭寇大惊失色，一时错愕停止了进攻。戚继光抓住时机组织部队反击，才将倭寇击退。此战是戚继光首次亲自指挥部队进行作战，时年28岁。

卫所兵的战力低下令戚继光感到震惊，要击败倭寇，恐怕还是要用新法，练新兵。几遭冷遇之后，他向总督胡宗宪条陈练兵强兵之策，并提出“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几经周折拖延，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冬天，他的练兵计划才最终得到批准。

戚继光接替俞大猷负责前线指挥后，改用疑兵之计来打开突破口。他命令大部分官兵进营休息，养足精神，每天只派少量官兵“更番选战”。每天不间断擂鼓邀战，让倭寇时刻处在紧张状态下，折其锐气。倭寇阵营中甚至出现了“相互猜疑至持刀自击”的情况。

十天后，倭寇上下都认为明朝官兵是虚张声势假攻。戒备松懈了起来。戚继光请俞大猷等明朝将士“乘机”进攻，众寇大乱，死者无数，夜间又派兵纵火焚其船。戚继光等率将士追踪，砍栅直入，斩首百余，其余倭寇从海上逃往福建。

岑港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告终。然而，这场以数万士兵围剿几千海盗的战役竟然持续了一年之久，而且明军付出的伤亡代价之大，完全出乎明廷意料之外，实在称不上光彩。在岑港之战中，戚继光以参将身份率领3000名新募的绍兴籍士兵作战，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些绍兴人太聪明，聪明人怕死，容易有私心，见到较弱的敌人敢于奋勇拼杀，但一遇强敌就畏葸不前，关键时候还是派不上用场。他痛下决心，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这一次，他要打造一支前所未有的模范部队。
Part2. 戚家军，鸳鸯阵：步兵操典的复兴
岑港之战后，戚继光立即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募兵地区。此时，发生在浙江中西部山区的一场乡民械斗引起了他的关注。原来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永康人在义乌倍磊八宝山一带发现有银矿，于是召集上千人到前往抢矿，倍磊大户陈大成等率领族人奋起护矿，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刚开始，义乌好几人被打死，后来周边乡里的百姓都参与进来，总共聚集3000多人进行反杀。双方的暴力械斗从当年四月持续到十月，打了大半年，最终以义乌人胜利告终。戚继光围观了械斗过程，其程度之激烈连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都感到震撼。

戚继光对义乌人质朴勇毅的精神和彪悍的战斗力非常赞赏。他再次向胡宗宪上呈《练义乌兵议》：“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指而格干将。闻义乌露金穴括徒，递陈兵于疆邑，人奋荆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
在获得胡宗宪的首肯后，1559年9月，戚继光亲往义乌招兵，并制订了严格而奇特的招募规定：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不予录取。戚继光认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四处招摇，动摇军心。于是，按照这个标准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经过选拔，有4000多义乌人入选。后来，戚继光又曾两次到义乌招兵，每次各10000人。总共大约招了26000人。正是这些农民，组成了“戚家军”的核心战斗力量。
戚继光基于克制倭寇战术的设想，同时结合义乌农民兵的特点，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武器战术系统，这就是“鸳鸯阵”。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募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明朝当局才意识到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因此，戚继光在训练义乌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作战技术外，就格外注重部队编制的灵活性和武器系统的协同配合。“鸳鸯阵”脱胎于唐顺之创制的“鸳鸯伍”。唐顺之是嘉靖年间的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军事家，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他在参与平倭的战斗中洞悉明军原有战术体系的局限性，并根据倭寇武器和战术系统的特点谋求破解之道。
唐顺之放弃了原有的25人大队模式，而改用最小编制只有5个人的“伍”。这个5人小队配有三种不同的武器：1面盾牌、1把狼筅和3支长枪。这个小队编制既能灵活应对倭寇小分队的突击和袭扰，又能从武器层面对倭寇常用的太刀和长矛进行压制。戚继光在“鸳鸯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将两个“伍”合并成一个“鸳鸯队”，并去掉了1个长枪手，替换为1个镗钯手，更加攻守兼备。整个小队现在有12人组成：队长1名、火兵（负责伙食勤务）1名，战士10名。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体现了戚家军鲜明的农民兵习气。但如果认为戚继光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给部队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火器作为中远距火力支援。
胜利需要精良的战法和装备，更需要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约束来保障。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此外，戚继光也善于利用道德感召来提升官兵的凝聚力，提醒官兵要保障缴税赋供养他们的百姓。“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例如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
就这样，一支“罗马式”的职业军队在16世纪中叶的中国诞生了。虽然戚继光和凯撒的时代相距千古，中国和罗马的地理远隔重洋。然而，他们却都曾经拥有一支具备古典武士情操，重视科学而细致的步兵操典，并通过严格的纪律和训练缔造的职业化军队。这可称之为军事上的“趋同演化”。

Part 3. 台州大捷：职业化军队的胜利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20000名海盗乘船数百艘在浙江沿海登陆，至奉化、宁海大肆骚扰，企图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其实际战略意图是乘虚而入，劫掠台州。

影片中戚继光的宁海之战，可能是移植了其后发生的上峰岭之战，此役戚家军通过伏击，全歼倭寇300余人，自身仅数人轻伤。影片对此战的刻画相当精彩，展示了鸳鸯阵克敌制胜的基本战术。但和历史上真实的“鸳鸯阵”还是有所差别的。
在实际作战中，“鸳鸯阵”第一线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要摆出防御姿态，保持本队阵线的稳固。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以“低平势”——矮身蹲伏前进，并在盾牌后掷出标枪，破坏敌方阵形的稳定，制造突破机会。如果得手，第二线的2个士兵则以狼筅迅速推进，扩大敌方阵线的破损，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4名长枪手一跃而上把失去阵形的敌人刺死戳伤。2名镗钯手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在佯攻宁海的同时，倭寇派遣一支重兵分遣队准备袭击新河。当时新河守备空虚，城里都是老弱妇孺，人心惶惶。戚继光夫人正好也住在新河，素有悍妇之名，连戚继光都对她十分畏惧。好在她并不色厉内荏，也是一个果敢坚毅之人。她命令打开兵器库，拿出兵甲武器和火药，并发动妇女，让她们与守城士兵一样穿上军服，排列在城墙上，密布旌旗，放铳呐喊。倭寇以为城内已有准备，就没敢马上攻城。戚夫人的随机应变，帮助戚家军赢得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戚家军四月二十二日去宁海作战时，士兵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这时已经断粮了。戚继光不顾疲惫决定驰援倭寇兵锋直指的台州，全军空腹急行军70里，于四月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台州府城。
此前，倭寇得知府城空虚，城墙颓坏，所以偃旗息鼓一路疾奔，已经进至距府城只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决定立即进攻，灭此朝食！

历史上的花街之战，戚家军并没有赢得如此辛苦，反而异常轻松。戚家军先以火器射击，然后结成“鸳鸯阵”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左翼受到压迫，全部被挤到江中，大部淹死。右翼溃退，跑了十里又被戚家军追上，全部歼灭。战斗迅速结束，此时戚家军的午饭刚刚做好。此战戚继光大获全胜，斩首倭寇308人，解救被掳民众5000余人，自己只阵亡3人。

在台州之战的同时，新河也展开了激战。戚继光派遣楼楠、胡守仁等部将解救新河，与守城部队里应外合，再次获胜。

尾声：英雄远去
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骁将密切配合，相继剿灭浙东、福建和广东的倭寇。倭寇战争遂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以“戚家军”为代表的职业化、精细化的军事革新趋势却没有持续下去。大明帝国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精兵、简政、以及高效的后勤体制所必备的科学理念和务实作风，也没有来自外部的国际竞争促使它产生变革的动力。帝国军队仍将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大军。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执行这种任务，维持数量上的优势总是比保证质量来得重要。
在平定倭寇的战争中，戚继光升为总兵，这是明朝军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他后来又得到万历朝头号权臣张居正的支持，任蓟镇总兵长达15年之久，并被加官为少保，拱卫京师，荣宠备至。然而，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这一切的荣耀都瞬间化为泡影。廷臣提醒万历皇帝：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于是，这位抗倭英雄被远调广东总兵，旋即革职。
戚继光的晚年是在孤独与凄凉中度过的，在他死去以前，他那位剽悍的夫人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0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1588年1月5日，当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